我能够问心无愧地讲，在我的任期之中，虽说的确存在一些失误，然而相较我为河套所作出的贡献，那些失误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为，我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曾经的繁荣昌盛逐步走向低迷衰落，而后又由低迷缓缓回升至繁荣兴旺的整个历程。
当我离开的时候，它仿佛一片充满着蓬勃希望的绚烂朝霞，又恰似一颗璀璨耀眼、熠熠生辉的明珠闪耀于泗洲湖畔。
可当下的小镇，呈现出的却是一幅令人忧心忡忡、愁眉不展的景象。上报的产值远远超出了实际数字，其中的水分自是不言而喻。
据县目标办考核结束后的相关消息，一个规模并不庞大的缫丝厂，每年的招待费用竟然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镇政府的财政状况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无可争辩、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说与不说，似乎都并非那般重要。
群众所亲眼目睹的是，在这段时期，小镇提拔了一批干部：厂长破格提拔为镇副书记；副书记晋升为乡长；乡镇长提拔为书记，而书记又高升为县处级领导。
究竟凭什么呢？无非是靠着吹牛皮，十说成百，百变成千，千又变成万。借此获取银行贷款，企业用一部分维持运转。再用较大部分来请客送礼、肆意吃喝，拉关系、走捷径。
提拔之后，人走了，留下企业巨额的亏空却无人过问。人家升官发财，逍遥自在，又有谁甘愿去得罪人，去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也就只能编编顺口溜，在茶余饭后当作笑料讲讲罢了。
面对如此这般的状况，怎能责怪群众有那些“奇谈怪论”呢？
我站在小镇的街头，望着那破败的景象，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忧虑。
我想起了相声大师马季和赵炎合说的相声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吹牛人上嘴唇顶天，下嘴唇顶地。”
“那你们的脸在哪里呢？”
“我们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难道真的就连脸面都不要了吗？
不，绝对不可以！必须首先把脸面顾好。
正因如此，在两套班子的会议上，我坚定不移、斩钉截铁地提出了这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
“首先要着手整治环境，树立一个良好的外部形象，把这小镇的颜面先维护起来。”
黄学权镇长喃喃低语道：“我是河湾本地人，怎能不想改变小镇的形象面貌，让它焕然一新。
然而，改造小镇需要资金呐，钱从哪里来呀？能贷款吗？能拆借吗？能统筹吗？都不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历届党委领导难道真的看不到这破败的模样？难道真的听不到群众的呼声？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再者说，这些也不在年终责任考评的目标内容之中。
就算把环境整顿得再美观宜人，街道修建得再漂亮整洁，企业不运转，工厂不开工。目标考核照样排在末尾。
能做出什么显着的政绩。群众的好评又能有什么实际作用？能加分吗？”
他作为班子里的老成员，一股脑地将自己的心里话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
我接着他的话题说道：“没错，黄乡长讲的句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实话、真心话。
当下，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的棘手问题，也确实在目标考核中不加分。
但倘若我们下定决心想办法改变形象。人民群众的感受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也必然会有所改变。
虽说目标考核不直接加分，但唯有如此，才能吸引客商，凝聚人心，争得人气。”
我慷慨激昂、饱含深情地向大家阐述着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我甄皓宁愿仕途就此终止，也绝不能为了迎合上级，不顾一方百姓，在这里留下千古骂名。”
我的这番言辞，赢得了两套班子的一致认同和衷心赞许。
我提议，为修建街道的水泥路面，设立地下管线和下水道等配套工程，从两套班子成员开始，每人根据自身情况酌情捐款，以此表明我们与百姓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坚定决心。
我率先带头捐款 200 元，两套班子的其他成员每人 100 元，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捐款 50 元。全镇一次性捐款 2.36 万元。
这笔钱对于修建街道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但它却犹如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
会后，我们迅速组建了以副镇长兼公安派出所长卢新军为组长的修建整治街道环境领导小组，负责施工的招标与质量监督工作。
由镇长余洪华牵头组成了资金协调小组。而我，则毅然肩负起设法筹集 100 万修路资金的艰巨重任。
这 100 万资金究竟从何而来？增加百姓的负担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唯一的途径，便是向县政府领导求助，向上级有关部门求援。我深知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我没有丝毫退缩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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