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徐启程打来的电话，得知吴建华即将被释放出来的确切消息时，柳江河沉默了好几秒钟。
挂断电话后，他握着手机，在办公室窗前站了很久，心里头一时翻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既有预料之中的冷静，也掺杂着挥之不去的郁闷和深深的惋惜，终究有点意难平。
他早就知道，事情很可能会发展到这一步，从吴建军和老鬼口径一致得近乎诡异、将所有罪行大包大揽开始。
他就隐隐预感到，想凭现有的证据链彻底钉死吴建华，难度极大。
当从省里主要领导那里得到无奈的通知时，他心里还是泛起一阵强烈的不爽，像堵了块石头。
自己遭遇刺杀而未能将幕后真凶绳之以法的憋屈，明明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却因为对方手段高明而暂时奈何不了的无力感。
电话里，徐启程的语气也透着凝重和几分无奈。
他明确告诉柳江河，省里和国家层面的专项调查，目前都遇到了瓶颈。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卡在了证据上。
无论是国家专项调查组，还是由省纪委谭明泉副书记牵头的专案组。
在历经高强度、高密度的调查取证之后，最终能够确认并固定下来的证据链条。
经过反复梳理和法律审核，都未能直接、无可辩驳地指向吴建华本人是这一系列恶性事件的主谋。
那些问题线索，无论从哪个方向深挖，查到最后，具体执行人、经手人，乃至中间环节的负责人，都指向了其他人。
尤其是他那已经把所有罪名扛下来的哥哥吴建军，以及那些被推出来当垫背的手下。
吴建华本人，显得干干净净，完全置身事外，与他庞大的商业帝国和暗地里的勾当“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切割的干净程度，本身就不正常，但法律讲究的是证据，而不是“觉得不正常”。
更让调查组感到棘手又窝火的是柳江河遭遇连环暗杀这件事。
吴建军被控制后，从头到尾，一口咬定所有事情，从最初的恐吓信。
到指使老鬼开车撞人，再到最后安排老鬼潜入医院补刀，都是他一人策划、指使。
动机非常简单，就是“觉得柳江河来果城市以后，不给他面子，驳了他的生意，让他丢了脸，所以就要给柳江河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让他知道厉害”。
而直接行凶的老鬼，被捕后经过最初的抵抗，也“爽快”地承认了所有罪行。
并且非常“配合”地指认，所有指令都来自吴建军，吴建华他“根本不认识”或者“只知道是大老板”。
吴建军和老鬼在被捕后，显然经过了周密的隔离，理论上不存在串供的可能。
但两人的供述在关键情节、时间节点甚至某些细节描述上，却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形成了一套逻辑上能自圆其说、足以将吴建华完全撇清的“故事”。
这让富有经验的调查人员也感到无计可施，明知其中有鬼，却很难找到突破口。
国家专项调查组和省里的调查组负责人，私下里都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更深的内情和更高级别的指挥，绝不仅仅是吴建军个人泄愤那么简单。
但他们手头的证据，无法支撑这种判断上升为法律认定。
这种明明感觉目标就在眼前，却隔着一层坚固透明玻璃墙，怎么也够不着的状态，别提让这些肩负重任的调查人员心里有多窝火了。
而这种“窝火”，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吴建华及其背后势力在果城市乃至省内的能量有多么盘根错节、“神通广大”。
徐启程在电话里也表示，在这种证据基础存在明显薄弱环节的情况下，能够顶着各方压力。
将吴建华以“配合调查”的名义控制、关押这么长一段时间，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事情。
不仅是两个专项调查组在调查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来自各方的、或明或暗的“关注”和“提醒”。
徐启程自己，作为省委主要领导，也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是多方面的、持续性的。
吴建华通过各种手段积极“洗白”，头上戴了不少光鲜的帽子，比如什么“杰出企业家”、“慈善先锋”等等。
现在看来，这些费尽心机得来的“光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家等势力为他量身打造、在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的“护身符”。
这些光环让他在明面上拥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也使得动他需要考虑更多的“影响”。
给徐启程带来最直接压力的是省政府的一把手杨雄。
据徐启程透露，杨雄在多个内部场合和沟通过程中，都曾明确表达过意见。
他认为吴建华是全省着名的民营企业家，在没有确凿犯罪证据的情况下，长时间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不利于稳定企业家信心，甚至可能被曲解为“破坏全省的营商环境”。
那么会让广大企业家群体感到“心寒”，对地方的法治环境和政策连续性产生疑虑，进而影响投资和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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