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几位官员面色冷淡，有人翻看文件时故意发出响声，像是在宣判一场早已注定结局的审判。
“口述史？”财政局那位戴金丝眼镜的副局长轻笑一声，“刘主任，我们拨款建档案馆，不是为了收听‘民间回忆录’。数据呢？实证链条呢？有没有经过交叉验证？还是说——”他顿了顿，语气微妙，“我们要拿老百姓的闲话当历史依据？”
没人接话。只有笔尖划过纸页的声音，像某种缓慢爬行的虫。
刘建国没抬头，只是将手中钢笔轻轻放下。
金属笔身与桌面碰撞，发出清脆一响。
“三年前，”他开口，声音不高，却让全场安静下来，“全市七十三台旧打印机在同一时刻打印出一段从未公开过的访谈记录。内容涉及丙字017项目，原始资料封存于国家一级保密库。当时没人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机器会‘复活’。”
他缓缓环视众人：“而现在，‘城市记忆地图’平台上已收录四千二百一十九条口述数据，覆盖三代人、十二个重点历史节点。其中有三百七十六处信息，在后续考古发掘、官方解密中被逐一印证。”
他停顿片刻，目光落在主持人的脸上：“你们说它没有实证价值？可国家档案局比我们更早看到了它的重量。”
话音未落，门被推开一条缝。
秘书快步走进来，递上一份加急传阅件。
会议室瞬间陷入沉默。
主持人翻开文件，眉头越皱越紧。几秒后，他抬起头，眼神变了。
“国家档案局来电确认，将在本市建立首个‘非官方史料采集试点’。”他念完最后一句，看向刘建国，“依据……正是你们这个平台的数据密度与完整性。”
没有人再说话。
刘建国站起身，没多看任何人一眼，拎起公文包走了出去。
走廊灯光昏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
转角处，一个熟悉身影倚墙而立。
是老领导陈伯，退休前曾任副市长，也是当年唯一支持他启动记忆工程的人。
老人没说话，只抬起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那一掌很轻，却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你不是一个人在推车。”他说完这句，转身离去，背影佝偻却坚定。
当晚九点，刘建国回到老式居民楼。
楼道灯坏了，他摸黑上楼，钥匙刚插进锁孔，就注意到门口地上摆着一只陶罐。
粗陶质地，未经打磨，表面还沾着泥土。
里面插着几枝野生紫藤，花瓣已微微发蔫，但香气清冽，随夜风飘散。
他蹲下身，指尖抚过罐底。
那里刻着两个模糊字痕，像是用钝器反复刮磨而成——
守灯。
他怔住。
这两个字，曾在无数匿名信件、街头涂鸦、甚至某次火灾后的残墙上出现过。
没人知道是谁写下的，也没人敢深究其意。
但现在，它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他抱起陶罐走进屋内，放在书桌中央。
窗外月光斜照，恰好落在那两字之上，仿佛被谁悄悄点亮了一盏灯。
同一时间，老城区深处的一条窄巷里，黄素芬正弯腰清扫墙根。
笤帚碰到一处裂缝时，传来轻微的金属摩擦声。
她蹲下扒开碎砖，发现半张烧毁的身份卡卡在石缝中，边缘焦黑，但编号仍可辨识：乙字042。
她小心取出，带回家洗净晾干，拼出姓名两字——陈美兰。
第二天一早，她提着茶水走访周边老人。
问到第三户时，一位九旬阿婆颤巍巍接过卡片，手指刚触到那串数字，突然浑身剧震，老泪纵横。
“她是我的学生……文革时替我收过一封信……后来就被抓走了……”老人哽咽难言，“那天她穿着蓝布衫，手里攥着一支钢笔……说‘老师，我藏好了，谁也别想烧掉’……”
黄素芬连夜将信息上传至“记忆地图”，附上手绘路线图和口述录音。
第三日清晨，十余名居民自发带着铁锹、凿子来到原址。
他们撬开地砖，在两米深处挖出一个小铁盒，锈迹斑斑，却密封完好。
打开那一刻，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里面是一叠折叠整齐的信纸，字迹娟秀，内容全是当年被禁的诗文摘抄与私人通信；还有一支老式英雄牌钢笔，笔帽内侧刻着一行小字：“留给记得的人”。
消息迅速传开。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找家中老物——旧衣柜夹层、阁楼箱底、祖坟旁的祭坛缝隙……一周之内，平台新增八十七条认证记录，其中二十三条直接填补了地方志空白。
而在百里外的乡间，卧病已久的廖志宗忽然听见村童在院外唱一首新谣：
“丙字灯，照夜行，
影子种风不留名。
灰烬埋处桂花香，
香火记得那年人。”
他猛然坐起，胸口剧痛，一口鲜血喷在床单上。
儿子慌忙扶住他：“爸！您别激动！”
廖志宗却死死抓住床沿，眼中有火燃起：“扶我去槐树下……快！趁我还说得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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