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厢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远处村庄的鸡鸣犬吠显得格外遥远，侯俊铖继续道：“这不再是简单的部落联盟，或者松散的汗国。它开始有了‘一个主义，一个民族，一个领袖，一个土地’的强大内核，这分明是在从‘统一的蒙古民族’意识，向‘统一的蒙古国家’建构演变！伊犁会盟，很可能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关键一步，是试图将这种建构从理论推向现实。”
郁平林的额角渗出了细汗。他完全理解了其中的凶险。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北方出现的，将不再是一个可以分化瓦解、时叛时附的游牧部落集团，而是一个有着统一意识形态、高度组织潜力、明确疆域诉求和强烈扩张性的准国家形态的对手！这将是远比历代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的汗国更加强大的力量。
“对任何立足于中原的政权来说，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侯俊铖接过话头，语气斩钉截铁：“若是放任其成型、巩固、坐大，都必将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游牧汗国都更为持久、更难对付的巨患！成吉思汗的帝国虽强，但其意识形态基础相对薄弱，主要靠个人权威和武力维系，易分易散，成吉思汗死了，蒙古汗国虽然还有个名号，但实际上已经是四分五裂。”
“而一个以深入人心的宗教为内核凝聚起来的国家共同体，其韧性、其内部动员能力、其文化认同的牢固程度，可能远超想象。它一旦彻底成形，南下牧马，将不再是零散的抢掠，而是有组织、有纲领、有长期目标的征服与统治，即便其没有能力入侵中原，也会是个卧榻之侧的庞大国家，一如唐代的高句丽。而且其领土几乎涵盖中华政权传统的所有边疆地带，还威胁关外这个突出部，带来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任何一个中原政权，只要有能力，都绝对不会让它成型！”侯俊铖又翻了翻那份报告：“但要治本，解题的关键不在准噶尔，而在黄教之上，控制住黄教的渗透和发展，才能控制住蒙古诸部，控制不住黄教，就算是消灭了准噶尔，照样会有别的蒙古部族搞出这些事来。”
历史上康雍乾的平准战争就是如此，康熙消灭了噶尔丹，但准噶尔到最后依旧降而复叛，雍正击败了准噶尔，青海罗卜藏丹津又起来叛乱，乾隆初年，原本被征服的喀尔喀蒙古也再次生乱。
蒙古诸部的乱象，直到乾隆年间才逐渐平息，一方面是乾隆年间对黄教的控制逐步加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乾隆年间清军在平准之时的屠杀行为，摧毁西域的黄教基础，导致回教势力大举侵入西域，截断了黄教和蒙古诸部的直接联系，当然，副作用就是西域原本的黄教介入、蒙古部族为核心的民族动乱，演变成了回教主导的纯正的宗教动乱。
“日后我们一统天下，对蒙古、西域和西藏的战争，在这种局势下，是一定不可避免的”侯俊铖说得斩钉截铁，在后世总有一种说法，因为清廷在康雍乾三代陆续平定了西藏、蒙古和西域，因此便有了“嫁妆论”的说法，认为现代中国的国土，大部分是满清带来的“嫁妆”。
这种观点就是完全忽略了在这个时代，在黄教的影响下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历代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开拓最初的动力是为了“安全”，然后在边疆开拓中维持收支平衡，至少是不能亏本太多，才能维持长期的驻扎和经营，最终转化为国土。
汉代开拓西域，是为了侧击匈奴，保证自己侧翼的安全，然后附带的打通了丝绸之路，通过商贸能够维持在西域的治理和驻军，才有了对西域地区的长期统治。唐代开拓西域，出发点同样也是为了应对突厥、保证自身的安全，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达到最为鼎盛的时期，因此唐代在西域的经营，也达到了古典王朝的顶峰。
到了明代，一方面西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威胁，也没有像以往匈奴、突厥那样，草原部族控制西域形成半牧半耕的复合型汗国对大明产生致命的威胁，与此同时，路上丝绸之路也已经荒废，甚至甘陕地区都成了大片的无人区，经营西域完全成了入不敷出的亏本买卖，因此明廷只在太祖太宗年间对西域有过短暂的进取和经营，而且一直断断续续的，持续时间也不长。
满清虽然也出身边疆地带，但其对边疆的治理和经营，却和传统中原王朝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出发点依旧是因为“安全”，康雍乾三代平准、攻略大小金川、收服蒙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黄教势力的渗透和发展，让边疆随时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威胁，让清廷不得不拿下蒙古西藏和西域，然后在雅克萨之战后开发出对俄罗斯的贸易线路，加上货币白银化发展和晋商的辅助，保证边疆地区收益平衡，维持长期的驻军和本土化治理，最终才形成秋海棠叶的国土格局。
但满清不过是正好处在这个位置上而已，黄教的渗透和发展和蒙古部族依托黄教的统一、走向民族国家共同体形成的趋势，在这个时代几乎是必然的事，无非是早一点、晚一点，或是准噶尔部还是札萨克图部，亦或是其他部族主导的区别而已，一个巨大的边疆威胁必然产生，除非中原四分五裂，否则一个统一的中华政权，必然会像汉唐一样，以“安全”为出发点征服蒙古西藏和西域。
哪怕明末是大顺夺取了天下，在这样的形势下，它也必将用心经略边疆消除这个威胁，最终也必然会形成一片类似于秋海棠叶的广袤国土，因此这“嫁妆论”完全可以说是无稽之谈，相反，恰恰是因为满清的残暴统治激起剧烈的反抗，导致其入关后白白浪费了几十年经营边疆的时机，而且也无法动员充足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以至于在汉唐一两代人就可以基本解决的边疆问题，满清在军队火器化轻装化、货币白银化等有利于的发展背景下，却用了三四代人的时间才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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