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3年底，持续了一年的针对巴拉特北方邦的隔离终于接近尾声。
这场隔离初衷是为了确保完全消除来自战锤慈父力量的残留，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隔离区内部却滋生了新的问题。
“巴拉特复仇团”，这个最初只是一群在瘟疫战争中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幸存者自发组织起来的互助团体，他们在隔离区内互相扶持，试图重建生活。
对于那些在瘟疫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们而言，隔离墙内的生活并非天堂。这些“瘟疫战争”的幸存者经历了家园毁灭、亲人丧生、秩序崩坏，一路逃到隔离墙，却因为有可能感染瘟疫病毒被阻挡在隔离墙外，战后被人像牲畜一样系统性的严格检查，一旦发现有异常立即处决。
而那些口口声声保卫家园的高等姓却当天就乘坐着飞机逃离了国土，抛弃了自己的同胞，逃离了苦难。这种背叛感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也让他们对政府彻底失去了信任。
战争结束后，这些高等种姓官员又厚颜无耻地回到了北方邦，但他们并没有关心人民的疾苦，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救助幸存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一些官员甚至借着瘟疫战争大发国难财，与之前无异。
这些行为彻底激怒了“巴拉特复仇团”的成员们，他们将满腔的愤怒和怨恨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将矛头指向了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和高等种姓群体。
曾经只是为了自救而成立的“巴拉特复仇团”，逐渐演变成为了一股反对政府和高等种姓的ZZ力量。
这股力量，最终化作了席卷隔离区的风暴。他们攻占了临时政府大楼，推翻了返回的高种姓官员继续统治他们的企图。曾经不可一世的特权阶级，如今沦为阶下囚。
隔离区内，新的秩序正在建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拉特复仇团”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和矛盾，曾经团结一致的组织，如今却分裂成不同的派系，内斗不断。
导致“巴拉特复仇团”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复仇团”成员大多出身于低种姓的原因，缺乏ZZ意识和管理经验，他们在推翻隔离区的种姓制度后，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体系，或者说，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北方邦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会引发的动荡以及不稳定。
权力，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创造，也可以用来毁灭。一些原本怀揣着崇高理想的受过教育却因为种姓无法获得工作的低种姓精英，在获得权力后，逐渐迷失了自我。
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甚至效仿高种姓的做法，对其他低种姓群体进行压迫和剥削。种姓制度的幽灵再次降临，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了新的施暴者，历史仿佛陷入了一个轮回。
“巴拉特复仇团”开始进入内部派系运动，有些人试图恢复“复仇团”初创时期的的社会体系。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北方邦社会秩序再次陷入混乱，充斥着仇恨和分裂。
而且，那些被推翻的高种姓群体，也开始集结起来，试图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利用金钱和影响力，拉拢和腐蚀“巴拉特复仇团”内部的成员，挑拨离间，制造混乱。
为了维持隔离区的稳定，联合驻军不得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疲于奔命地调解“复仇团”内部的纷争，但收效甚微。
“巴拉特复仇团”内部的混乱和暴力，使得原本制定好的北方邦重建计划几乎无法推进。
联合驻军和国际社会原本希望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北方邦恢复基础设施建设，重振经济，但是持续不断的冲突让工程项目时断时续，资金也无法有效利用，很多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道路和桥梁都无法修复。
联合国曾经承诺为北方邦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但由于隔离区局势的恶化，援助物资的运输线经常遭到抢劫，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很多援助项目不得不被迫中止。
北方邦的局势让联合驻军感到十分忧虑，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快恢复北方邦的秩序，这片土地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滋生更多问题的温床，极端主义、分离主义等势力都可能趁虚而入，进一步加剧地区局势的动荡，甚至可能再次威胁到整个南亚次大陆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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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针对邪教的打击行动逐渐接近尾声，各个国家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除了一些埋藏极深的邪教组织，或者完全没有被发现的。全球超过3000个邪教组织被连根拔起。
（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的统计，全世界邪教组织有3300多个。涉及人口数量近亿。在西欧和南欧18个国家中，有1317个狂热教派，余辉国有604个。法兰西国内政部情报司的调查表明，其有邪教团体 173个，其中的40余个具有危险性。卡斯蒂利亚全国现有 200个“具有破坏性”的邪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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