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北方边境面临着蒙古残部的威胁，明廷不得不派遣大军戍守边疆。这些军队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粮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虽然饷银可以通过税收等方式筹集，但要将粮草从内地转运至遥远的边塞，则是一项极为繁琐且困难重重的任务。
这不仅需要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由于路程遥远、交通不便以及转运过程中的损耗等原因，大部分粮草都被消耗在了路途中。据统计，明初九边地区每年需要的粮食高达270多万石，而要保证这两百多万石粮草的供给，无疑给大明廷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此外，粮草的运输还存在着许多风险因素。例如，天气变化可能导致道路泥泞不堪，阻碍粮草的运送；或者敌军可能袭击运粮队伍，抢夺或毁坏粮草。一旦粮草供应出现问题，军队就会面临断炊之危，甚至可能引发兵变。所以，粮草的供给和运转成为了摆在明廷面前的一个严峻挑战。
当然，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自然要深思熟虑这个问题，而诸位大臣们同样也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洪武三年（1371 年）的时候，山西行省向朱元璋呈上了一份奏折，并在这份奏折中提到：“大同地区的粮草储备，如果从陵县运往太和岭，路途遥远且运费高昂，请允许商人在大同仓库缴纳一石大米、在太原仓库缴纳一石三斗大米，就可获得一张淮盐小引。当商人将货物售出之后，便可以拿着原本得到的盐引前往所在地的官府上缴。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节省运输费用，还能让边疆的粮草储备充足起来。”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建议朝廷发动商人自行购买粮食，并负责将这些粮食运输到边境关卡，完成交接后他们就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盐引，然后凭借着手中的盐引到产盐地区兑换成食盐进行售卖。
毕竟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稳赚不赔的暴利行业，因此自古以来各个朝代都会对盐实行国家专营制度。然而现在却可以通过缴纳粮食来换取盐的专卖权，这对于那些有实力的商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众多有实力的商人纷纷投身其中，尤其是以山西商人为主导的晋商群体更是占据了地理优势，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采纳这个办法，并将其命名为“开中法”。起初，“开中法”仅在大同一地推行，但山西商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商业头脑，很快便抓住了这个商机。他们先是收购大量粮食运往边境地区以换取盐引，之后更是索性在边疆地带招募流亡人口，大规模开垦荒地，自行种植粮食以满足需求。这种行为被后人称之为“商屯”，成为了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开中法”的实施，在多个方面给明朝带来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首先，通过就地屯田，可以避免军粮长途运输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提高了军队的后勤保障效率。其次，这项政策有效吸纳了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流民，不仅减轻了社会动荡的压力，还增强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再者，当地驻军也能从中受益，减少了对周边地区的骚扰，同时保证了充足的粮草供应，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安全。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开中法”无疑是一种较为先进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正所谓天下之事皆有利有弊，“开中法”的推行使得晋商暴富，但也侵害了徽商的权益。在明清时代，两淮地区以产盐闻名，而那些财力雄厚的徽商基本上都从事盐务贸易。然而，“开中法”的实施导致大量的晋商掌握了盐引，这无疑切断了徽商们的财源。面对这种情况，徽商们自然不会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人发财。若徽商想要效仿晋商进行"商屯"或者运输粮草来获取盐引，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明孝宗弘治五年（公元 1492 年），当时担任户部尚书的叶淇对盐法进行了改革。他将原本的"开中法"所规定的"纳粮运边"改为"纳银运司"。也就是说，以前想要取得盐引，只需将粮食运送到边镇；而现在，则可以直接在扬州等地方的盐运司缴纳银两，换取盐引，随后国家会用这些银子购买粮食并转运至边镇。
叶淇作为淮安籍贯人士，由于地缘关系以及浓厚的乡土人情，长期受到盐商们的特别关照与恩惠，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收受贿赂的行为。因此，他所推行的变法政策，实际上更多地偏向于徽州商人，而非其他地方的商人。毕竟，扬州距离徽州较近，而与山西相隔较远。这样一来，徽州商人无需再长途跋涉，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将食盐运往远方销售，只需使用银钱就能够轻松购买到盐引。这无疑让徽州商人省去了千里迢迢运输食盐的烦恼，但对于山西商人而言，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然而，这次叶淇变法给整个明朝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商业秩序，还使得原本繁荣的商业环境陷入混乱。更为严重的是，自纳银运司改革之后，边境的商屯纷纷被废弃，边商们要么南下寻求新的商机，要么转行从事其他行业。这一系列变化导致边镇的物价迅速上涨，边军生活困苦不堪，战斗力大幅下降。与此同时，朝廷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运粮食以支援边疆，一切都回到了开中法实施之前的困境。此外，边军也不时出现劫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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