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的亡国之因可谓错综复杂，可以从众多层面去探寻根源所在。而天启在位的那七年光阴，无疑成为一段无法回避的过往。
对于这段岁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且相互矛盾的观点：
有一种观点甚至宣称，尽管天启帝常年疏于理政，然而凭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他们雷厉风行地打压了地方势力与朝堂大臣之间的勾连行径，从而为大明朝廷积攒下巨额的财政收益。
就在这短短七载间，辽东前线捷报频传，明军成功扭转了以往被动挨打的态势，甚至在某些区域展开了凌厉的反击。
至于关内地区，虽说小冰河时期所带来的灾祸已初现端倪，但也正因这七年期间对地主官僚势力的严厉整治，使得农民起义并未如燎原之火般大规模爆发。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是否还有其他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等待被揭示呢？或许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剖析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方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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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自登基至今已四十七载矣！自从朕亲理朝政之后，从未曾因钱粮之事而陷入困境。想必定是这过去的七年里，仍在消耗着朕之前.....嗯，是张先生为朕所积攒下来的家底啊！”
提及天启年间的成绩，万历皇帝并未给予过高的评价。毕竟像大明这般庞大的帝国，即便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虽说去年那场惨烈无比的萨尔浒之战令明军最为精锐且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近乎全军覆没，然而只要手中握有充足的钱财和粮草，万历依然能够再次募集数支如此强大的军队。反而是后金的八旗兵，数量有限，这一战之后，至少要休整一两年才能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
所以对于天幕之中的某些人对于魏忠贤的评价，万历皇帝是半分也不相信的，如果一个太监有那么大的本事，那就不是大明的太监了。所以他早就不再将朱由校当成下下任皇帝来看待了。
至于那位太子朱常洛，万历已然听闻其晕厥倒地的消息。此刻的万历早已丧失了往昔更换太子的雄心壮志，他深知自己将于明年撒手人寰，更清楚自己的太子朱常洛亦难逃厄运。那么，是否更换太子又能怎样呢？
纵使将自己钟爱的福王朱常洵立为储君，让他背负起这亡国之君的千古骂名，即便万历真的忍心如此安排，方才郑贵妃更是把话撂得明明白白：现在，若谁还敢立她的儿子为太子，替朱常洛父子三人承担大明灭亡的罪责，她便以死相拼。面对这般决绝的态度，万历亦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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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天启皇帝在位的这七年时间里，明朝军队于辽东前线并非始终处于劣势，局势异常艰难的原因正是由于朝廷的用人政策一变再变。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魏忠贤令人费解的一系列举措。他秉持着一种极为简单粗暴的用人原则——只要听从他命令之人，便会得到重用；反之，则可能面临罢黜官职乃至处决的命运。
在此背景下，众多原本能够扭转乾坤、拯救危局的杰出大臣和将领们，并未战死沙场抵御后金入侵，反而因政治斗争而纷纷落马，甚至含冤离世。
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熊廷弼。当明军在辽东战场遭遇重创、主力部队损失殆尽之际，自万历四十七年起直至天启三年，熊廷弼始终坚守阵地，苦苦支撑。尽管期间不断受到朝中官员的攻讦与弹劾，但他依然成功地给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带来沉重打击。
虽说受限于野战双方实力差距，仍无法阻止大量领土和城池沦陷敌手，但即便是那些对他持有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在朝堂之上也仅仅将此归咎于时运不济罢了。
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从天启三年延续至天启五年，关于熊廷弼的功过是非依旧未有明确结论。然而，就在天启五年，伴随着东林党的全面溃败以及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独揽朝政大权，熊廷弼的厄运终究还是降临了……
熊廷弼之后，时间来到了天启二年八月，这时候一个重要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孙承宗，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起辽东经略一职。孙承宗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套极具远见卓识的战略计划：“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这个计划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明朝抵御后金入侵的道路。
于是乎，孙承宗开始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积极部署宁锦防线。在他的精心策划和指挥下，宁远城的防守日益稳固，如同坚不可摧的堡垒一般。与此同时，明军的防线如蔓藤般不断延伸开来。
天启五年的夏天，阳光炽热而耀眼。孙承宗派遣得力将领分别占据了锦州、松山、杏山、石屯以及大小凌河等各个城池。如此一来，从宁远出发又向前推进了足足二百里之遥！一条坚固无比的防线就此成型，它宛如一道铜墙铁壁，守护着大明王朝的边疆。这条防线以宁远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展开，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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