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实现联合立刻就取得了非凡的战绩，本来面对左良玉这样的明军将领屡战屡有败的张献忠一死，他的四个干儿子反而发挥出了惊天的能力，恐怕如果张献忠还活着，大西军绝对没有如此的表现吧。
在张献忠生前，大西军一直处于逃亡状态，足迹遍布各地。他们曾向东抵达凤阳，向西到达成都等地。这些地方都是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地区，然而，大西军却没有选择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相反，他们奉行着灵活的战略：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种策略让大西军在动荡的局势中生存了下来。
但张献忠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西军的风格焕然一新，不再逃避敌人，而是主动迎难而上。尽管避开了最为强大的清军豪格和关宁军吴三桂，但他们却勇敢地渡过长江，攻打重庆。接下来，大西军更是挑战重重困难，爬上雪山，穿越金沙江和大渡河，最终抵达贵州。在贵州，大西军召开了遵义会议，并在那里找到了相对稳定的落脚点。
这一系列的行动让人不禁联想到某支伟大的军队，只是方向不同，一支由南向北，另一支则由北向南。不过，大西军从北向南似乎更为容易些。
这一路下来，无论最终有多少人抵达了云贵地区，那些幸存下来的无疑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再加上随后两年的征战，数十万大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公元 1647 年）的八月，在昆明城中，四将军在此设下庄严的坛场，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
四将军恢复了他们各自原本的姓氏，从此刻起，孙可望成为平东王，李定国则被尊称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而艾能奇为定北王。
尽管如今已贵为王侯，但他们始终坚守着农民军的优良传统，不曾忘却自己的出身和初心。每逢遭遇重大事务需要商议决策之时，四人便会并肩坐在一处，平等相待，共商大计。
而由于孙可望在军中威望颇高，且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所以对于各营将士的赏罚事宜，最终还是由他一锤定音。如此一来，既保证了军令如山倒的威严，又兼顾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愈发团结一心，士气高昂，成为当时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劲旅。
当然，李定国在湖南的大胜，其实也是大西军所拥有的强大物质基础（包括军力和经济实力）与永历小朝廷所具备的精神号召力的完美结合。这样的结合，不仅弥补了双方各自的不足，更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永历小朝廷所展现出的精神号召力，源自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华夷之防”的民族情感的激发与释放，无需刻意营造。然而，大西军则不同，他们在创造和积累抗清物质基础的过程中，在贵州和云南两个省份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首先，大西军严惩了一群贪污腐败的官员，有力地打击了云、贵地区的土司势力。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攻克了重庆、綦江、遵义等地，并成功直捣贵阳。
在这个过程中，大西军不仅冲破了明官军和土司武装的重重包围与拦截，还处决了大量的贪官污吏和土官。随后，大西军继续向东挺进，席卷了安顺、安南、普安等地，最终深入云南境内。
对于那些胆敢顽强抵抗的明官军和土司武装，大西军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镇压。到达云南后，大西军以强大的武力击败了阿迷州土司沙定洲，收编了掌控着云南全省一半以上土地的明黔国公沐天波。接着，大西军分兵四路，分别向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进军，实现了对整个云南的军事控制。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当地土司、头人等势力与各族人民之间的联合专政局面被彻底打破。此后，大西军又挥师贵州，对永历小朝廷为对抗大西军而册封的忠国公王祥、宣平侯杨展等南明武装进行了清剿。大西军的这些军事行动，让云、贵地区的南明势力与土司阶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这一点对于后来的搞清大业至关重要，因为明朝和南明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地方藩王、权贵、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需要出征作战的官军甚至连军饷都无法发放。
其次，大西军的军纪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在张献忠统治的时期，大西军的军纪简直令人发指。他们的行为比那些恶贯满盈的土匪还要恶劣。然而，自从孙可望等四位将领开始领导大西军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大西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军民相安无事。这种严明的纪律使得大西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仅仅在顺治七年（公元 1650 年），大西军就已经迅速壮大到拥有数十万名士兵的规模。这不仅证明了孙可望等人的卓越领导才能，更展示了他们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和对民众的关爱。这样的军队无疑成为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之光，也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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