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国变，清廷出逃。高仁峒见京城被蹂躏，百姓受苦，于是在城区八处设粥厂施粥，兼给衣物，收买人心。高道士亲自为此事撰写碑文：“庚子都门变起，事将隳废，李俭斋封翁慨然力任其难，与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君等，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并城市各区，分设粥厂八所，兼溥御寒冬衣之赐，都人士兵燹余生，藉免沟壑。”可见，璞科第也出资救济灾民。
此碑文还提到不少亲俄人士参与此次善举，由此可见璞科第关系网的一角。比如联芳，时任外务部左侍郎，早年曾署驻俄国公使馆参赞。又如塔克什纳（塔木庵方伯），曾随李鸿章赴俄签署《中俄密约》。着名外交官伍廷芳曾提到，朝廷内有一个俄国党专门为俄国辩护，其中就有此二人。
值得注意的是，伍廷芳是在与日本公使内田康哉密谈时提到此事的。这算不算是对外提供情报？朝廷里是否还有一个“日本党”？
1900年之后，日俄两国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针锋相对，之后更是爆发了一场战争，结果是日本胜利。当时，伍廷芳想要借助日本人的推荐，在朝廷晋升高官以改变时局。这也暴露了清末民初中国政坛非常尴尬的一点：这世上未必有那么多“卖国贼”，可没有外人的帮助，确实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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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图源：网络
或许是通过伍廷芳的密信，日本外务省也注意到了白云观这条小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田康哉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关于送呈有关白云观方丈高云峒情况之报告》，里面写道：“窃闻当地俄国公使馆利用白云观的方丈，操纵宫廷，需要查清实际上到底有如何关系、如何利用？若是如同世上所说，我方也试图运用此法，至少为了离间两者的关系，图谋接近该方丈。……现已渐有进展，以至与方丈高仁峒建立了亲密关系。且勿论今后进一步加强至密之交，亦拟通过方丈，与宫中的宦官交通往来，结成亲密的关系。”
通过日本档案，我们终于可以搞清楚高道士是如何进行政治交易的。
光绪三十年（1904），日本的一位翻译官岛川毅三郎穿上道服，走进了白云观。一开始只是参观，之后又与道士吃茶聊天，互赠礼物。很快，岛川毅三郎就发现了璞科第在白云观租用的后花园。
从日本人的报告看，高仁峒虽然长袖善舞，但受两国探子摆布，往往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很容易就泄露情报。但这也许正是政治掮客的生存之道：借他人之手，抬自己身价。
那年元宵，燕九节的狂欢刚过去不久，一位风尘仆仆的道士找到了高仁峒。这位道士刚从奉天回来，亲眼见证了日军的强悍，赶紧回来报信，请求高仁峒保护东北的道观。高道士立马与岛川毅三郎取得联系，请求其予以关照。日方卖了高仁峒一个人情，于是高仁峒对日方殷勤了起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九，高仁峒在东交民巷附近的太升堂酒家宴请日本使馆官员。当天阴雨连连，岛川毅三郎担心高道士不来了。他提前半个小时去酒馆点菜，却发现高道士已经到了。聊了半天，岛川毅三郎才知道这个酒家的老板竟是高道士，而像这样的密会场所，还不止一家。
酒桌上觥筹交错，高道士暗示道，此乃机密场所，可畅所欲言。岛川毅三郎想要在白云观也租一个后花园，高道士婉言相拒。
岛川毅三郎问道，为何不行，是不是和璞科第即将任职俄国公使有关？
高道士说，璞科第是知己，才能住在白云观。有一天，太后的弟弟桂祥带夫人来白云观进香，夫人在散步时偶然遇见了璞科第的夫人，两人相谈甚欢。后来，桂祥入宫谒见皇太后，说起夫人受其款待的情形，太后于是下令召见璞夫人。外界说璞科第与慈禧关系不错，专指此事，其他都是风言风语。
岛川毅三郎转而问道：太后和方丈关系如何？
高道士回答道，他为了读经出入宫中，得到太后的赏赐，习以为常。他深得太后之厚遇，又多得力于身在皇太后左右者。一开始，是太监总管刘诚印，后来则是李莲英、崔玉贵。不仅是崔、李总管，宫中太监几乎都是道士受戒者，基本上都是他的弟子。
岛川毅三郎一听，请求道士引见一下李总管、崔总管。高道士说十八日要去万寿山与二人相见，到时可以谈此事。
后来，日本应该是与李莲英搭上了线。高道士曾传达李莲英的话说：“日本和他国不同，共奉儒佛之教，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
一场交锋下来，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滴水不漏。此时，高仁峒已经年过六旬了，可要说酒桌上的功夫，比之外交家也丝毫不逊色。
在北京的政治场，所有人都要学会借力打力。只不过，大人物想的是驱虎吞狼，列强想的是假道伐虢，高道士想的是浑水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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