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的光映在我疲惫的脸上，那行字格外刺眼：“姐，我想吃榴莲，能转我一千吗？酒店楼下就有水果店，我买了马上回来。”
凌晨一点四十分，我，田颖，一个四十二岁的企业普通管理工作人员，正坐在一千公里外一家廉价酒店的床上，为一个认识仅三个月的男人转账。我的手指在确认支付的按钮上悬停片刻，窗外突然划过一道闪电，将房间照得惨白。
“小辉，这么晚了，明天买不行吗？”我试图让声音听起来温柔些，尽管喉咙发紧。
“可我现在特别想吃，姐。你大老远来看我，我开心嘛。”他发来一个撒娇的表情，我的心顿时化成了水。
转账成功的提示音响起，伴随着雷声轰鸣。小辉发来一个亲吻的表情：“姐你真好，我五分钟就回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三个月前，我们在一个读书论坛相识，他二十三岁，自称是自由撰稿人。在我单调如灰色墙壁的生活里，他是我偷偷打开的一扇窗，窗外是想象中才有的春光。
五分钟过去了，楼道里寂静无声。我走到窗前，雨水如注，模糊了整座城市的光影。楼下哪有什么水果店，只有空荡荡的街道和被风雨摧残的行道树。
“小辉？”我发消息，系统提示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
我的手机从手中滑落，撞在地毯上发出闷响。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我扶着墙壁才没有瘫软在地。一千块钱，还有今天下午我刚给他买的两套名牌西装——花了我整整三个月的工资。
雨更大了，敲打窗玻璃如同无数指尖在抓挠。我机械地走到卫生间，镜中的女人眼袋明显，头发凌乱，眼角细纹在灯光下无可遁形。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不断拍打自己的脸，试图清醒这个荒谬的噩梦。
四十二岁的我，怎么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第一次“遇见”小辉是在一个失眠的深夜，他在论坛里评论我发的读书笔记，称我为“真正懂文字的人”。作为一个在机械重复工作中消磨了二十年的小主管，作为一个丈夫早逝、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寡妇，这种认可何其珍贵。
我们开始私信往来，他谈吐风趣，又带着年轻人少有的体贴。他知道我工作辛苦，总在我加班时发来关心；他记得我偏爱红茶，寄来他家乡的特产；他甚至在情人节快递一束花到我办公室，卡片上写着“致我最欣赏的女性”。
我的心像久旱的田地迎来甘霖，明知这场感情如同悬崖边跳舞，却还是义无反顾地陷了进去。当小辉提出见面，我毫不犹豫地请了年假，飞越千山万水来到这座南方小城。
今天下午在车站，当他捧着廉价的塑料花束走向我时，我竟感动得眼眶湿润。他比照片上更加英俊，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和略显紧身的T恤，却有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颖姐，你比我想象中更有气质。”他拥抱我，身上有淡淡的皂香味。
我带他去商场，为他购置衣物时，他推辞的样子那么真诚：“姐，这太破费了，我只是个普通小伙，配不上这么好的东西。”
“你值得，”我执意刷卡，享受着为他花钱的快感，“年轻人穿得体面些很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多么可笑而可悲。我需要被需要的感觉，需要证明自己除了是一个平庸的员工、一个尽责的母亲外，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但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颓然坐在床边，开始清点损失。钱包里只剩六百现金，回程机票是明晚的。这意味着我要在这座陌生城市度过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带着被欺骗的耻辱。
手机突然震动，我本能地屏住呼吸——是小辉发来的短信？难道他的微信只是意外被注销？
但屏幕显示的是我女儿小雨的名字。我的心猛地一沉，想起离家时对女儿编造的谎言——我说公司组织优秀员工旅游，三天两夜。
“妈，你到了吗？玩得开心吗？”小雨十七岁的声音从电话那端传来，清澈得像山泉。
我强压哽咽，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正常：“到了，这里很美。你按时吃晚饭了吗？冰箱里有我包的饺子...”
“吃啦！妈，你别老把我当小孩。对了，刘叔叔下午送来一箱苹果，说是单位发的，分我们一半。”
刘叔叔是我的同事刘明，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妻子五年前病逝后一直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他对我有好感是办公室公开的秘密，偶尔送些水果零食，找借口和我聊几句。但我总是礼貌地保持距离，觉得他太过平凡，配不上我内心残存的浪漫幻想。
现在想来，我是多么愚蠢。真实的关怀视而不见，却沉迷于虚幻的甜言蜜语。
挂断电话后，我做了决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场荒唐的闹剧。明天我会像正常游客一样观光，晚上飞回家，继续做我的田颖——那个可靠的母亲，尽责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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