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处理着公司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手机屏幕亮了。是姐姐发来的消息：“小妹昨晚被李强打了，跑回了家，脸上有伤。”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僵住了。窗外阴云密布，办公室里空调嗡嗡作响，同事们在隔间里埋头工作。一切都和平常一样，可我的心却像被人攥紧了，呼吸变得急促。
“我马上过来。”我回复道，合上笔记本电脑，抓起背包就往外走。
部门主管陈姐从办公室探出头：“田颖，那份报表今天下班前要交的。”
“家里有急事，我尽快赶回来。”我头也不回地走进电梯，按下B2按钮。手指不自觉地颤抖着。小妹，她才二十五岁，结婚还不到一年。
从公司开车到父母家要四十分钟。这四十分钟里，我不断回想小妹结婚时的样子——白色婚纱，笑容灿烂，眼睛像月牙一样弯着。李强站在她身边，西装笔挺，对着镜头露出标准的微笑。那时候，谁都以为他们是一对璧人。
“他对我很好，姐，你不用担心。”婚礼前夜，小妹拉着我的手说。
我那时就应该看出她眼底的犹豫。我应该多问几句，应该坚持让她再考虑考虑。可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笑着祝福她，递给她一个红包，里面装着我三个月的积蓄。
车窗外，雨点开始落下，敲打着挡风玻璃。这座城市在雨中变得模糊不清，就像小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看不清真相。
父母住在老城区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楼房里。我停好车，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梯。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客厅里弥漫着炖汤的香气，还有压抑的哭泣声。
母亲坐在破旧的沙发上抹眼泪，父亲站在窗前抽烟——他十年前就戒了烟。小妹蜷缩在单人沙发里，半边脸肿得老高，眼角有一道明显的血痕。
“怎么回事？”我的声音出奇地冷静，尽管愤怒的火焰已经在胸腔里燃烧。
小妹抬起头，眼泪又涌了出来：“我...我不知道。他喝了酒，我说了他几句，他就...”
“说什么了？”
“说他整天和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不务正业。”小妹抽泣着，“他就突然发火，抄起烟灰缸就...”
我走到她身边，轻轻抚摸她没有受伤的那半边脸。母亲哽咽道：“我们老了，能怎么办？去找李强理论？他那么壮，我们两个老人能做什么？”
父亲掐灭烟头，声音沙哑：“要不，报警吧？”
“没用的。”我苦笑，“家务事，警察来了也就是调解一下。而且，”我看着小妹，“你会指证他吗？”
小妹低下头，手指绞在一起。我知道她的性格，从小就是家里最听话、最懦弱的孩子。上小学时被人欺负，宁可自己躲起来哭，也不告诉老师。
“我要和他离婚。”小妹抬起头，眼神里有了一丝坚定。
母亲惊讶地看着她：“离婚？这怎么行！你才结婚多久，街坊邻居会怎么说？”
“妈！”我提高声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这些？小妹差点被打瞎！”
父亲叹了口气，重新点燃一支烟。窗外雨下大了，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这个家里，总是这样——母亲在意别人的议论，父亲沉默地抽烟，而我和小妹，一个强装坚强，一个逆来顺受。
“你想清楚了？”我蹲在小妹面前，直视她的眼睛。
她点点头，眼泪又掉下来：“我受不了了，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以前没这么严重。我害怕，真的害怕。”
那一刻，我做出了决定。“今晚你住我那里。明天我陪你去律师事务所咨询离婚的事。”
“那李强那边...”母亲犹豫道。
“我去和他说。”
“不行！”三个人同时反对。父亲第一次表现得如此坚决：“田颖，你不能去。李强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喝了酒连自己老婆都打，你去和他谈能有好结果？”
“那你们说怎么办？就让小妹这样回去？”
客厅里陷入沉默，只有雨声和老式挂钟的滴答声。这时，门铃响了。
我们都愣住了，互相看了看。父亲走到猫眼前看了看，脸色变了：“是建军。”
建军是我们堂哥，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是我们这条街的孩子王，现在在建筑工地当工头。他高大强壮，性格火爆，但对我们这些堂弟妹一直很照顾。
父亲打开门，建军带着一身雨水和烟味走进来。他脱掉湿透的外套，目光直接落在小妹身上。
“我都听说了。”他的声音低沉，像闷雷，“李强那混蛋干的？”
小妹点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建军拳头攥紧了，指节发白。“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把我们的计划说了。建军听完，冷笑一声：“离婚？然后呢？让那混蛋逍遥自在，再找下一个倒霉女人？”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
建军走到小妹面前，蹲下身子，声音变得温和：“小妹，你告诉哥，你想怎么办？只要你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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