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颖发现，公司新来的保洁阿姨总在老板办公室停留很久。
直到某天她撞见阿姨从老板抽屉里拿出诊断书——上面写着“二级智力障碍”。
而老板正温柔地给保洁阿姨梳头：“姐姐，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
我叫田颖，是宏远建材公司行政部的一个普通主管，三十一岁，在这个城市里，像一颗拧在庞大机器上的螺丝，按部就班，不松不紧。生活是写字楼格子间里恒温的空调风，是每月准时到账的那点薪水，是父母在电话里越来越频繁的、关于“个人问题”的叹气。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像复印机吐出的纸张，一张张模糊相似地叠下去，直到那一天，陈素云闯了进来。
严格说，她不是“闯”，她是被后勤部李姐领进来的，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那身过于宽大的蓝色保洁服下摆，声音蚊子哼哼似的：“大、大家好，我叫陈素云，新来的，做保洁。”
办公室里响起几声零落敷衍的“欢迎”，键盘敲击声很快盖过了一切。陈素云大约四十出头，或许更年轻些？说不准。脸上有种被生活反复揉搓后的滞涩，眼神看人时总慢半拍，带着点怯生生的躲闪。她干活倒是卖力，只是笨拙，擦桌子会碰倒笔筒，拖地时水桶咣当一声能把午休的人惊醒。没几天，茶水间就有了议论：“听说脑子不太灵光，李姐乡下远房亲戚，塞进来的。”“可怜倒是可怜，可别惹出什么事。”我通常不接话，只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同为底层挣扎物的恻隐，让我在她又一次打翻废纸篓时，没有像别人那样皱眉，反而蹲下身帮她一起捡。
改变我对她看法，是从注意到她去老板办公室的次数开始。
我们老板周启明，四十岁，是这座城市白手起家的传奇之一，为人严肃，甚至有些冷硬，公司上下对他多是敬畏。他的办公室在最里间，巨大的红木门通常紧闭，象征着权威与距离。可陈素云，那个怯懦的保洁阿姨，进去的频率高得不正常。送水、收垃圾、擦拭书架……这些活计，似乎总也做不完。有一次，我加班到晚上九点，抱着一摞文件经过那条寂静的、只亮着应急灯的走廊，分明看见陈素云的身影印在老板办公室的毛玻璃上，就站在那张宽大的老板桌旁，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她在看什么？等什么？
心里埋了根刺，再看她时，总觉得那畏缩底下，藏着别的什么东西。直到那个闷热的、暴雨将至的午后。
空气粘腻得像胶水，人心也浮着躁气。我因为一份加急的招标文件漏了页码，被项目经理当着众人面训得抬不起头，脸上火辣辣，心里却凉飕飕一片。抱着需要替换的文件，我垂头走向老板办公室，准备签字。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压低的人声，是周启明，但语调是我从未听过的——一种近乎诱哄的温柔。
“……姐，今天怎么样？没人难为你吧？”
没有回应。只有粗重的、不太顺畅的呼吸声。
鬼使神差，我停住脚步，从那条窄窄的门缝里望去。
陈素云背对着门，站在办公桌侧边。周启明——那个永远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得能刮下一层冰的周启明，此刻竟微微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把木梳，正一下，一下，极轻极慢地梳着陈素云干枯泛黄的头发。动作小心翼翼，像对待一件价值连城却又易碎的瓷器。窗外铅灰色的天光投进来，给他镀上一层模糊的柔边，那场景怪异得让我脊背蹿起一股凉意。
然后，我看见陈素云的手动了。她那只粗糙的、指节粗大的手，慢慢地、有些迟疑地，拉开了老板桌中间那个抽屉。她对里面的东西似乎很熟悉，略一摸索，便抽出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她笨拙地解开绕线，从里面抽出一张纸。
周启明梳头的动作没停，甚至没有侧头去看，只是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奇异的张力，飘进我竖起汗毛的耳朵里：
“姐，他们今天……有没有发现你是装的？”
嗡的一声，我脑子里那根绷紧的弦断了。装？装什么？发现什么？
陈素云依旧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看着手里那张纸，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像老旧风箱般含混的声音。她的手指抚过纸张的某处，然后，像是确认了什么，又慢腾腾地、按照原样把纸塞回去，系好绕线，将文件袋推回抽屉深处。自始至终，周启明只是专注地梳着她的头发，仿佛那抽屉里取放的不是什么重要文件，而只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物事。
那张纸，我不可能看错标题栏的格式和抬头——那是一份医疗诊断证明。而陈素云手指停留按压的位置，通常是诊断结论栏。
我猛地后退一步，后背撞在冰凉的防火门板上，发出一声闷响。
“谁？”周启明警觉的声音立刻传来，方才那点温柔荡然无存，瞬间恢复成冰冷的金石之音。
“我……我，田颖，送、送文件，签字。”我舌头打结，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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