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那样”是哪样。小雨十八岁那年，跟着一个来村里收茶叶的外地男人走了。那男人四十多岁，自称是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开着一辆半旧的黑色轿车，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他在村里住了半个月，租了春秀婶子家的空房，整天西装革履地进进出出，见人就递名片，说自己的生意做得有多大，在省城有多少门面。
小雨那时候刚高考完，没考好，分数只够上个大专，正闷闷不乐。那男人就总找她说话，夸她漂亮，聪明，说待在村里可惜了，应该去大城市见见世面。他还给小雨看手机里的照片，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穿着时髦的姑娘在装修豪华的店里喝茶。
“他说带小雨去省城，给她安排工作，在他店里当经理，一个月能拿四五千。”春秀婶子剥豆子的手开始发抖，“我不同意啊，我说小雨还小，那男人年纪都快赶上我了，不靠谱。可小雨跟我吵，说我土，说我耽误她前程。那男人也来劝我，一口一个‘大姐’，叫得亲热，说就把小雨当亲妹妹看，一定照顾好她。”
“后来呢？”虽然知道结局，我还是忍不住问。
“后来？”春秀婶子苦笑一声，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后来有天早上，我发现小雨不见了，她屋里的衣服少了一大半，桌上留了张字条，说‘妈，我去闯世界了，挣了钱回来孝敬你’。那男人也不见了，房租都没结。”
巷子那头传来小孩追逐打闹的声音，尖锐的笑声划破午后的沉闷。春秀婶子望着那些奔跑的身影，眼神空洞。“头一年，她还偶尔打电话回来，说在省城挺好的，工作忙。我问她在哪，具体做什么，她就含糊其辞，说在商贸城卖茶叶。再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声音也越来越疲惫。三年前，她最后一次打电话，哭得很厉害，说她被骗了，那男人有老婆孩子，茶叶生意也是假的，他欠了一屁股债，带着小雨东躲西藏……”
我握住了春秀婶子粗糙的手。她的手很凉，像冬天的枯枝。
“她说她怀孕了，那男人让她打掉，她不干，两人吵翻了。男人卷走了她攒下的最后一点钱，跑了。”春秀婶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青豆上，溅开小小的水花，“我让她回来，家里再难也有她一口饭吃。可她不肯，她说没脸回来，村里人会说闲话。她说她要生下孩子，自己养。后来……后来就再没音讯了。有人说在深圳见过她，抱着个孩子在服装厂打工；有人说在东莞，她跟了另一个男人；还有人说……说她做了不光彩的营生。”
春秀婶子抬起泪眼模糊的脸看我：“小颖，你说，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小雨那么乖的一个孩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那男人一开始也对她说得好听啊，说把她当亲妹妹，说要带她过好日子……这些话，怎么就信了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带着江水潮湿的腥气，还有远处农田里焚烧秸秆的焦糊味。我想起公司里的陈致远，想起他可能也问过同样的问题——那些好听的话，那些亲昵的称呼，怎么就这么容易让人晕了头、迷了心呢？
母亲在屋里喊我吃饭。我站起身，拍了拍春秀婶子的肩膀：“婶子，进屋一起吃吧？”
她摇摇头，抹了把脸：“不了，你们娘俩好好说说话。我这儿……豆子还没剥完呢。”
我走进自家院子，桂花已经开过了，残存一点若有若无的甜香。母亲在厨房里忙碌，锅碗瓢盆碰撞出熟悉的声响。这个家，这个小村子，仿佛被时间遗忘在这里，而走出去的人，却一个个在时代的洪流里载沉载浮，面目全非。
饭桌上，母亲给我夹了一大块粉蒸肉：“多吃点，你看你，又瘦了。”她仔细端详我的脸，“工作很累？还是……感情不顺？”
我苦笑：“妈，我能有什么感情？每天公司、出租屋两点一线，认识的男性不是已婚就是秃顶。”
母亲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前阵子，你王姨想给你介绍个对象，是县中学的老师，离婚没孩子，人挺老实的……”
“妈，”我打断她，“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母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我们默默地吃饭，只有电视机里播放着喧闹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嘉宾夸张的笑声填满了沉默的空隙。
饭后，我帮母亲洗碗。她突然说：“你还记得村东头的阿斌吗？”
我的手一顿。阿斌，比我大两岁，小时候的孩子王，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没有他不会的。他父亲是木匠，母亲早逝，家里穷，但他读书用功，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那时候，他是全村的骄傲。
“记得，他怎么了？”
“疯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两个字，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我心里。
“什么？”
“疯了。”母亲重复道，用抹布使劲擦着碗沿，“说是被人骗了。在深圳搞什么投资，把工作十几年攒的钱，还把老房子抵押贷的款，全投进去了，一百多万呢。结果那是个传销窝点，上线卷款跑路了。他受了刺激，精神就不太正常了，时好时坏的。去年被送回来了，现在靠他爹照顾着，整天在村里晃悠，见人就拉着手说‘一定能发财、一定能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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