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听林薇这意思，是“买”失败了？人财两空？
我喉咙有些发干，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接话。电话那头，林薇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但她没有挂断，反而像是在等待，等待我一个回应，或者仅仅是等待有个人，能承接住她此刻巨大的慌乱和崩塌。
“……林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专业，像一个可靠的下属，“这种事……比较专业，我建议您咨询一下专门的律师。我这边……确实不太了解。不过，任何经济往来，如果有凭证，有明确的意图表示，可能……会有点帮助。”
我说的都是套话，废话。但我能说什么？难道说“林总您糊涂啊”？
林薇在那边轻轻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气息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某种认命般的嘲弄。“凭证……意图表示……”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低低地，几乎像耳语一样说，“田颖，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傻？”
这句话问得我心头一颤。我想起刚才楼下李勇那双通红的、不甘的眼睛。我想起他手机屏幕上刺眼的“彩礼”二字。我想起王雪梅那据说“挺耐看，有味道”的脸。
傻？什么是傻？是李勇这样，在现实的挤压和情感的饥渴下，莽撞地捧出全部积蓄，落入一个真假难辨的温柔陷阱？还是林薇这样，在职场厮杀中练就一身铠甲，却愿意为了一段禁忌的、前途未卜的“感情”，掷出三百万的巨款，试图砸开一条生路？
“林总，”我最终只能这样说，声音干涩，“夜深了，您先别想太多，好好休息。明天……如果需要，我可以帮您打听一下靠谱的律所。”
“……好。谢谢。”林薇的声音恢复了少许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更深的东西，我听不出来，也不敢细想。“打扰你了，田颖。”
电话挂断。忙音传来。我站在阳台上，半天没动。城市夜晚的噪音嗡嗡地传来，车流声，隐约的音乐声，遥远而模糊。屋里，李勇大概在沙发上睡着了，传来轻微的鼾声。
一个十万，一个三百万。一个在底层挣扎，用尽力气想抓住一点虚幻的温暖和体面；一个在云端行走，却心甘情愿为一场烟火坠入凡尘泥泞。数字天差地别，可内里那种孤注一掷的疯狂，那种被情感（或是欲望）冲昏头脑的晕眩，何其相似。
我们都是怎么了？
第二天，我请了假，带着李勇坐上了回县城的大巴。车窗外，风景从规整的城市建筑逐渐变成略显杂乱的城乡结合部，最后是开阔的田野和低矮的房舍。李勇一路上都很沉默，眼睛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
按照李勇说的地址，我们找到了王雪梅的服装店。店门果然关着，卷帘门上贴着“店面转让”的白纸黑字，联系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李勇打过去，对方是个中年男人，很不耐烦，说这店他盘下来了，原先的老板早不干了，去了哪儿他不知道。
扑了个空。李勇蹲在店门口，眼神空洞。
我又带他去了辖区的派出所。值班的是个年轻民警，听了我们的叙述，眉头拧着。“感情纠纷，经济往来……这属于民事范畴，够不上我们立案诈骗的标准。”他翻看着李勇提供的转账记录截图和聊天记录，“你说她以结婚为名索要钱财，然后隐瞒年龄，拖延领证，现在失联……有点那个意思，但证据链不够硬。光凭这些，很难认定她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她要是咬死了说是恋爱期间的自愿赠与，或者借款，你们这官司就有的打。”
“那……那我的钱就要不回来了？”李勇急了。
“建议你们先试试联系她，协商。协商不成，再去法院起诉。”民警公式化地说，“不过，诉讼有成本，时间也长。你们自己考虑清楚。”
从派出所出来，阳光明晃晃的，刺得人眼睛发疼。李勇像被抽走了脊梁骨，走路都打飘。我知道，民警的话打破了他最后一点侥幸。协商？人都找不到了。起诉？对他来说，无异于另一场漫长而绝望的折磨。
“姐……算了。”他忽然说，声音沙哑，“我认了。就当……就当买了个教训。”
我看着他那张灰败的脸，心里不是滋味。十万块，一个教训。这教训未免太贵，太疼。
“你住哪儿现在？”我问。
“之前……有时住她那儿。现在……在赵强家挤挤。”
我想了想，说：“先跟我回市里吧，在我那儿住两天，缓缓。工作那边，还能请假吗？”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一副全然没了主意的样子。
回去的大巴车上，李勇睡着了，头靠着脏兮兮的车窗玻璃，眉头即使在睡梦里也紧紧皱着。我拿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开了微信，找到一个做律师的同学，拐弯抹角地咨询了一下“赠与财物在特定目的未达成时能否撤销”的问题。同学回得挺快，说理论上可以尝试以“附条件赠与”或“欺诈”为由主张撤销，但实践中很难，举证责任重，尤其是恋爱期间的特殊关系，法官自由裁量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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