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和小孩用的剂量是不一样的，老人和青年人用的剂量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剂量也是不一样的。
小孩所用剂量还要继续细分：年龄、体重、性别。
女子的标准则还要更多一些：是否成年、第一次月经来过没有，是月经期、月经前、月经后、备孕期、怀孕期、哺乳期、断奶期等等。
甚至对同一个人患同一种病，在不同时间，所用剂量也不是不同的。
剂量问题是经方不传之秘，剂量，是方药治病的核心一环。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方剂学》收载的308个汤剂处方中东汉时期的占26.3%，为历代之首，其中26％为张仲景《伤寒论》之方。
毫不夸张的说，古代大部分乃至现今许多中医，就是靠着张仲景的方子给人治病。
然而，古今度量衡有差别，如何判断剂量就是一个大问题。
李时珍在研究汉代医术着作的时候，提出一种观点：“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之一钱也”。
李时珍认为汉代的一两，相当于明代的一钱。
这个观点，被医学界认同，明清乃至近现代一直在使用。
直到1981年，在今甘肃黑松驿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了一个铜权。
上面刻有铭文：
“大司农以戊寅诏书，秋分之日，同度量，均衡石，桷斗桶，正权概。特更为诸州作铜称，依黄钟律历，九章算术，以均长短、轻重、大小，用齐七政，令海内皆。闰月廿三日，大司农曹裱，丞淳于宫，右库曹椽朱音，史韩鸿造。青州乐安郡寿光金曹椽胡吉作。”
大概意为：大司农依据戊寅年所下诏书，在秋分这一天，统一度量衡，使衡器的斤两准确，校正斗桶等量器，让权衡器具准确无误，特意为各个州制作铜制的秤。
大司农是朝廷管理国家财政的官职，主要掌管租税、钱谷、盐铁和国家财政收支。
意为着出土的这个铜权，是东汉使用的标准的计算重量的工具，因此这个铜权被命名为大司农铜权。
经过测算，铜权重2996克，按秦汉衡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据此折算每斤合249.7克。
有关方面认为该权标准净重应为3000克，之所以发生了约13/的误差，可能是因为当时铸造技术上的因素。
由此推算东汉时期称量的标准，据此东汉的1斤应折合为250克，1两折合为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
也就是说，张仲景的方子，至少从明朝开始，所用药量就少了五分之一。
然而，即便国家发布公告，大多数医生仍然沿用的是李时珍的剂量。
毕竟，用了这么多年，或许效果差，但并不是没效果，至少是有用的。
现在突然加重剂量，要是出了问题，吃死了人，谁来负责？
但是，中药里有一味药，叫做附子。
附子的医效是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
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有34个经方需要使用到附子，其中八个经方为生附子，二十五个经方用的是炮制后的附子，还有一个经方不确定用的是哪种附子。
二十五个需要用附子的经方，主治普通阳虚患者，功效在于温阳、散寒、利水、固表。
而八个需要生附子的经方，则是患者病情危重之时采用的，功效在于回阳救逆，挽救生死。
类比成西医，就相当于ICU抢救了。
附子有毒性，尤其是生附子，药不对症，几克就能要了人命。
但是剂量不够，同样救不活。
这就导致许多中医不敢用张仲景的真实剂量，只敢用李时珍传下来的错误剂量。
毕竟，都已经到抢救的地步了，反正都是要死的，运气好救活了是自己有本事，没救活是他自己命不好。
又不是自己医术不精，大家都这样用的。
只有少部分中医敢用正确的剂量，其中最出名的是火神派的李可老先生。
他用的剂量最符合实际，也最为人所害怕，是致死量的数倍。
而且老先生加大剂量是在发现铜权之前。
六十年代，老先生治疗一个老年心衰妇女，当时的家属都已经在准备后世了。
老先生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用了方子，每副药中用15克附子。
老妇女的儿媳不懂煎药常识，误把3天用药量的3副中药一起煎了，并在3个小时里一勺一勺都给婆婆灌了下去，结果当天晚上老太太就苏醒过来了。
这次煎药时适得其反的意外事件，使老先生意识到剂量大小问题是疗效的关键。
老先生开始遍查医书，看到宋朝就有人怀疑过经方的剂量问题，写过《普济本世方》《伤寒九十论》的许叔微，着有《本草衍义》的寇宗爽，都曾探讨过《伤寒论》的方子为什么后人用起来没效，可能就是因为所用剂量不够。
于是老先生确定李时珍的医书记载有错误，开始超脱标准的大剂量使用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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