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们从苏联进口的土豆，每六公斤可提炼出一公斤淀粉。
而每公斤淀粉又可制成一千二百克糖浆。
若继续进行蜂蜜提纯和晶体化处理，最终可获得七百五十克单晶糖。
每个发酵缸一次性能发酵糖化五百公斤淀粉，产出六百公斤糖浆。
目前，糖化车间仅有两百个发酵缸。但根据车间的规模，最大可一次性发酵五百缸。
值得注意的是，糖化车间是由原本的膨化第四和第五车间改造而成，而第五车间的改造工作尚未完成。
一旦两个车间全部改造完成并投入完整生产，一年可产出三万三千吨糖浆，这相当于两万两千吨糖。
然而，目前产能扩充面临两大问题：首先在于车间的扩大建设，这需要张厂长与哈尔滨政府进行协调；其次在于土豆的用量。苏联土豆资源丰富，二战末期年产量高达五千万吨，如今也维持在六千万吨左右。土豆数量之多，以至于吃不完，甚至用来喂牲口都嫌多，每年有大量土豆直接烂在仓库里。
苏联人非常愿意将土豆出口给我们。
目前我们的产量尚可，但若产量增大，中苏铁路现有的运力将不足以应对，因此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陈金生正拿着整理好的数据，通过电话向张天浩汇报。
实际上，苏联的土豆产量在1973年达到了巅峰，年产壹亿零叁佰万吨。
按照苏联的人口计算，平均每人能分到一吨土豆。土豆对于苏联来说既是重要的粮食，也是牲口的饲料。
但由于数量过于庞大，苏联难以完全消化，导致许多土豆要么烂在地里，要么烂在仓库中。
虽然苏联积极寻求出口土豆，但当时的欧洲各国并不缺土豆，例如德国年产两千六百万吨土豆。
因此，张天浩这次的计划颇具野心，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生产的糖浆成本仅为美国同类型产品的八分之一，苏联同类型产品的十分之一。
这得益于我们超越时代的技术优势所带来的降维打击。
在美国和苏联还在采用昂贵的酸法制糖时，我们的生物法制糖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天降之物。
而且，由于酸法制糖成本高昂，导致美国、苏联以及全球主要产糖国都不得不使用玉米淀粉来制糖。玉米淀粉转化率高，出糖率也高。
相比之下，土豆的淀粉转化率在主要谷物中较低，这意味着出糖率也较低。如果搭配昂贵的酸法制糖，可能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因此，精制玉米淀粉加上昂贵的酸法制糖，造成了目前糖价居高不下的局面。美国由于其大平原的地理优势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玉米，因此从未缺过玉米，能够生产大量的玉米糖浆。
而苏联的情况则相对糟糕，其玉米产量并不乐观，难以完全依赖本国的玉米糖浆来满足人民对糖的需求。实际上，不仅苏联，除了美国以外，全球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糖短缺的问题。
仅依靠蔗糖是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的。而且，酸法制糖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熟练掌握。
因此，我们的生物制糖法技术保密级别非常高，菌种的配置和最后的发酵工作都由北平的技术员负责，地方工厂和政府不得插手。每次取用菌种时，必须有三人到场，确保每一毫克菌种都能对账，绝对不允许任何一毫克菌种流失。
当陈金生说出糖浆的生产成本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连大领导都忍不住问道：“陈金生同志，你计算的成本没有错吗？”
陈金生坚定地摇摇头：“没错。这还是因为我们进口苏联土豆需要支付一笔运费，从而提高了土豆的价格。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大量生产土豆的话，我预计我们的制糖成本还能降低三分之一。”
“而且，随着规模效应的形成，成本还可以进一步降低。目前，榨取和提纯等环节的消耗相对较大，但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
听到陈金生的话，大领导忍不住站起来踱步：“陈金生同志，你说的都是真的？糖浆真的能这么便宜？”
陈金生自信地点点头：“对，就是这么便宜。以现在的糖价来看，苏联拉来二十节火车皮的土豆，我们大概可以生产两节半的糖浆。而苏联二十节的土豆只能换回三分之一节的糖浆。这样我们就能净赚两节多车皮的糖浆。” “而且，糖浆并不是像土豆那样难以销售的产品。只要将其运往苏联或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他们都会愿意出足够的价钱将其全部买下。”
“苏联向我们运送土豆，再从我们这里拉走糖浆。他们得到了糖浆，而我们则获得了土豆和外汇。这就是双赢的局面。”陈金生在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微笑。他在张天浩那里得到的文件只有他一个人看过，他知道如何将这笔钱拿到手。他相信糖浆不愁卖，现阶段首先要满足军队的需求，有剩余的再卖给苏联人。先保持收支平衡就好。 卖给苏联人的糖浆只要刚好抵上土豆的钱和给军队供给糖的钱就行了。否则国内的负担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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