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十一月，黄河流域的寒风裹挟着枯草与沙尘，在邺城外围的平原上呼啸。
九镇节度使麾下的二十万大军，如同一道连绵百里的钢铁壁垒，将这座被安庆绪占据的孤城团团围住。
营地里，篝火的光芒在夜色中连成一片，与城墙上叛军的火把遥相呼应，空气中弥漫着粮草、战马与兵器的混杂气息，却唯独没有一支强军应有的肃杀与统一——这支集结了帝国最精锐力量的部队，自开赴前线那日起，便被一道荒唐的旨意捆住了手脚。
肃宗李亨听信宦官谗言，拒不设立统帅，只派不懂军事的鱼朝恩以“监军”之名，凌驾于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之上。
此时的唐王朝，虽经安史之乱重创，却仍能调动各镇精锐：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五万劲旅，河东节度使李光弼领四万精兵，再加关内、泽潞、淮西、永平、汴滑、襄邓、魏博、滑濮八镇节度使麾下兵马，总计二十万之众，另有神策军三千作为补充，粮草由江淮地区源源不断转运而来。
论兵力、论补给、论军心，唐军都占据绝对优势，平定叛军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可这份优势，从肃宗李亨在长安大明宫的决策开始，便逐渐化为泡影。
自马嵬坡兵变后，李亨在灵武登基，虽有平定叛乱的志向，却始终被“武将权重”的恐惧缠绕。
安禄山曾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后起兵反叛，这份阴影让李亨对麾下将领充满猜忌。
此时，宦官鱼朝恩正得宠于宫中，他本是肃宗潜邸旧人，一路靠着阿谀奉承爬上高位，见李亨对武将心存疑虑，便日日在其耳边吹风：“郭子仪、李光弼皆为百战之将，麾下士卒精锐，若授以元帅之权，恐成第二个安禄山。”
“不如派监军节制诸军，既能掌控战局，又可防患于未然。”
这番话恰好戳中李亨的心病。
他想起玄宗朝节度使专权的教训，又担心诸将功高盖主，竟真的采纳了鱼朝恩的建议。
乾元元年十月，唐军集结前夕，李亨下旨：“九镇兵马共讨邺城，不设元帅，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领诸军。”
旨意传到前线，诸将皆惊。
郭子仪当时正在朔方军大营整兵，接到旨意后，手中的令旗险些落地。
他与李光弼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自隋末以来，凡大军出征，必设统帅统一号令，如今二十万兵马却无主帅，让一个只会在宫中谄媚的宦官监军，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拿军国大事当儿戏。
可君命难违。
十一月初，九镇大军陆续抵达邺城外围，按照鱼朝恩的“部署”，郭子仪的朔方军驻于城东，李光弼的河东军扎在城南，其余各镇兵马分守西、北两面，形成合围之势。
可鱼朝恩不懂军事，既不制定攻城方略，也不协调诸军配合，每日只在中军帐中饮酒作乐，偶尔心血来潮，便派人去各营“视察”，对将领们的战术建议指手画脚。
郭子仪曾提出“先断粮道，再缓攻城”的方案——邺城粮草皆靠洺州转运，若派一支精兵袭扰洺州，断绝叛军补给，不出一月，邺城必将拿下。
可鱼朝恩却认为这是“怯战之举”，拍着桌子怒斥：“二十万大军压境，还怕拿不下一座孤城？若迁延日久，粮草消耗殆尽，谁来担责？”
他强令诸军次日便全力攻城，郭子仪无奈，只能下令朔方军架起云梯，对东城发起猛攻。
可其他各镇兵马却迟迟不动。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认为攻城时机未到，按兵不动。
淮西节度使鲁炅担心伤亡过大，只派少量士兵虚张声势。
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更是直接派人向鱼朝恩诉苦，称麾下士兵“水土不服，需休整三日”。
结果，朔方军独自攻城一日，损失近千士兵，却连城墙的缺口都没撕开，只能撤兵回营。
如此乱象，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反复上演。
唐军围着邺城打了数十次攻城战，却始终各自为战。
有时郭子仪的朔方军刚突破叛军的外城防线，需要其他部队支援，李光弼的河东军却在执行鱼朝恩临时下达的“袭扰北门”命令，错失战机。
有时诸军好不容易达成共识，准备夜袭叛军大营，鱼朝恩却因听信探子“叛军有援军将至”的谣言，连夜下令撤军，让士兵白跑一趟。
军营里的怨气日渐积累。
士兵们冒着严寒攻城，却因军令混乱白白送死，不少人开始逃亡。
将领们看着大好局势被浪费，却只能对着监军的使者忍气吞声。
郭子仪曾私下对李光弼感叹：“若再如此下去，恐怕史思明一来，我们这二十万大军，就要毁在这里了。”
当史思明得知唐军二十万大军却无统帅，由宦官监军时，立刻意识到这是扭转战局的机会——若唐军平定安庆绪，下一个目标便是自己，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驰援，一举击溃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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