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把尖刀划开的不止是夜色，还有那张精心绘制了三年的画皮。
飞全把一份沾着海腥味的文件袋拍在仪表盘上，车里的顶灯昏黄，照亮了照片上那张浮肿的脸。
“丙十七工程部绘图员，陈国栋。1996年因为脚手架坍塌断了左腿，拿了遣散费后人间蒸发。”飞全一边开车一边语速极快地汇报，
“我们在那个离岸账户的流水里扒出了一笔三年前的医疗支出，收款方是澳门一家地下诊所。项目是由于严重烧伤导致的面部重塑——但他根本没被烧过。”
李俊靠在副驾驶上，手指在那张照片上轻轻敲击。
照片里的人还没整容，眼神畏缩，典型的技术员气质，和周慕云那种不可一世的枭雄样大相径庭。
“周慕云这人，疑心病重到连影子都不信。”李俊发出一声冷笑，把照片随手塞进前挡风玻璃的缝隙里，“找替身都要找个参与过丙十七工程的自己人，还要是个残废。他不是为了像，是为了这人身上有把柄，不敢反水。”
“人在哪？”
“油麻地，一家废弃的钟表铺二楼。弟兄们没惊动他，只是切了他所有的线。现在他就是个聋子，瞎子。”
“别抓人。”李俊闭上眼，感受着车身过减速带时的颠簸，“让他慌。人只有在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才会拼命去找那个牵绳子的主人。”
油麻地，平安大厦后巷。
陈国栋缩在那张满是灰尘的藤椅里，手里紧紧攥着一部黑色的卫星电话。
房间里堆满了停摆的挂钟，只有他急促的呼吸声和电话里那一串令人绝望的忙音。
“嘟——嘟——嘟——”
他又拨了一次。还是忙音。
那个给了他这张新脸、给了他优渥生活、承诺保他一世富贵的“上线”，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消失了。
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童声。
那是几个在巷子里踢易拉罐的小孩，一边踢一边哼着不成调的曲子。
“打生桩，起高楼，阿爸去哪儿喽？泥里睡，土里埋，阿仔莫回头……”
陈国栋手里的电话“啪”地掉在地上。
这词不是什么童谣。
这是1996年他妻子病逝那天，他因为腿伤没法去工地，在工棚里一边喝酒一边哭着写给亡妻的悼诗。
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这几句词。
恐惧像一只冰凉的手，瞬间扼住了他的喉咙。
他猛地扑向窗户，用力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木窗。
巷口没有杀手，只有一盏昏暗的路灯。
灯下站着一个人，穿着件皱巴巴的灰风衣，手里没拿枪，拎着一个塑料袋。
黄志诚抬起头，目光穿过十几米的夜色，准确地钉在陈国栋那张和周慕云一模一样的脸上。
“丙-112号桩基。”黄志诚的声音不大，在空荡的巷子里却听得清清楚楚，“你儿子当年去工地给你送饭，人不见了。工头说是跑丢了，其实是被卷进了搅拌机，尸骨混在C7区的承重柱里。”
陈国栋浑身剧震，双手死死抓着窗框，指甲抠进腐烂的木头里。
“我刚才去买了碗艇仔粥，热的。”黄志诚举了举手里的塑料袋，“下来趁热吃。顺便想想，你现在替的，到底是谁的命？”
十分钟后，陈国栋哆嗦着打开了卷帘门。
但他没等到吃粥的机会。
一辆黑色轿车急停在门口，余文慧推门下车。
她没带任何助理，手里只拿了一个公文包。
她看了黄志诚一眼，后者默默退到阴影里，点了一支烟。
“我是你的法律援助律师。”余文慧走进充满霉味的钟表铺，把一张泛黄的照片推到那张满是灰尘的玻璃柜台上。
照片上，年轻的陈国栋拄着拐杖，怀里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背景是丙十七那个刚刚搭起架子的工棚。
照片背面有一行稚嫩的铅笔字：爸爸别怕黑。
“这是在你儿子当年的书包夹层里找到的。”余文慧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结案的事实，“周慕云告诉你儿子走丢了，给了你一大笔钱让你去治腿。其实那天，他在现场看着那一车水泥倒下去。”
“啊！！！”
一声凄厉的嚎叫撕裂了油麻地的夜空。
陈国栋整个人瘫软在地上，双手疯狂地锤击着水泥地，哪怕拳头血肉模糊也不停下。
那种痛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灵魂深处被欺骗了整整十年的荒谬感。
“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签字。”余文慧把一份《自愿陈述书》和一支笔扔在他面前，“签了字，警队会保护你。不签，今晚你就会变成周慕云的替死鬼，连名字都留不下。”
陈国栋抓起笔，手抖得像筛糠，但还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那个被他抛弃了的名字。
“2001年……他在澳门……”陈国栋一边哭一边喘息，“他看着我的脸被刀割开，笑着对我说：‘国栋，你活一天，我就算没死。万一哪天出事了，你就是我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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