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司令又回复倭寇”三天内速速停止侵略行为的觉悟，否则一定全力以赴夺下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
冯玉祥17日通电淮市政府请求取消《塘沽协定》。两天后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又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倭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民众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
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主要方向，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危祸作乱的人所操持”。因对当局政府长期以来迷惑做法的不满，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赶紧停止入察的军队，若一味的冥顽不灵，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为民族前途，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置之不理的”。
在国民政府为抗倭联盟的事情焦头烂额之际，又收到7月19日,法国对外宣布占领南海九岛,后将其归入法属印度管辖。
22日,两架倭寇机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倭军将大举进攻,并投放大量的重弹轰炸，使这里赤地千里，同时派倭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国民党军进入察哈尔省，并在怀来设立机场，准备对张家口实施轰炸。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定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淮市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氏、汪精卫28日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根。”
冯玉祥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对蒋汪俭电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严厉批驳，指出：抗倭“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
更加卑鄙的还在后面，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为了迫使抗倭同盟军崩溃分裂，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可耻至极！！可耻至极！！
得知政府令平绥路局停止察省的通车，令社会各界的爱国人士都难以置信，也更加愤慨，南撷用先秦的一位佚名诗人的《相鼠》投稿到当时有名的报社，来讽刺当局统治者的做法：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诗一经发表，备受好感。
可这并不能帮助抗倭同盟军解决眼前的困境，8月3日、4日冯玉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倭大局，遂希望原察省主席宋哲元回察，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抗倭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
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倭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同时，一度萎靡的倭寇和伪军也顿时嚣张起来，两个旅团的倭军在伪军张海鹏部配合下，再次向察东大举进攻。倭寇驻北平武官柴山也连续向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对抗倭同盟军进行惩处。冯玉祥在腹背受敌的艰难情况下，唯恐察哈尔省这块西北军仅剩的地盘落入中央军手中，极力催促宋哲元回张家口主政。
当时，不少人对请宋哲元回来表示不解。冯玉祥解释道：“目前国贼已经和倭寇勾结，已安排了进攻察省的计划，我们的枪械简陋、弹药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实力，怎能御敌呢？”宋哲元6日发表复职通电，次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
8月7日同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
8月9日冯玉祥撤销抗倭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最大的隐患得以缓解，倭军得在东北设立细菌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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