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朝廷初建之际，局势波谲云诡，风云变幻。彼时，李自成的大顺军于西面占据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四府；东面则进迫淮河流域，大有席卷之势，对南明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审时度势，针对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做出了扼守武昌至南直隶一带的战略部署，企图以此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线，抵御大顺军的进攻，守护南明的疆土。
然而，随着清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占领京城畿辅，大顺军无奈西撤，全国形势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犹如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巨石，激起千层浪。
大顺军西撤之后，李自成在山东、河北等地精心建立的大顺地方政权如大厦将倾，被明朝官绅纷纷颠覆。这些官绅心怀旧主，趁大顺军撤离之机，迅速组织力量，发动叛乱，力图恢复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得这些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与动荡之中。
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第一次颁布了“剃发令”，要求全国官民剃发，以示归顺清廷。该项政策犹如一把利刃，刺痛了京师附近居民的心，令他们惶惧不安，仿佛末日来临。许多地方民众义愤填膺，揭竿而起，纷纷反对清廷的残暴统治，他们不愿屈服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以热血与生命扞卫自己的尊严与传统。
三河、昌平、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他们趁乱而起，四处劫掠，致使京师附近地区秩序大乱，甚至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的正常运转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整个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人心惶惶，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一场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虽一再辟谣，试图安定民心，然而民众的恐慌情绪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平息。同时，清廷派兵遣将对各地的叛乱进行残酷扫荡，在辇毂之下，盗贼一旦被捕获，无论少长，皆尽置于法，甚至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使得京师附近地区笼罩在一片血腥与恐怖的阴影之中。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清廷自身亦面临诸多困境，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并养兵蓄锐的时间。而大顺军扼守山西，犹如一道坚固的屏障，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生怕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变成一片无主之地，各方势力皆蠢蠢欲动，局势微妙而复杂。
在三方对峙的微妙态势下，大顺政权已无力东顾，其势力范围急剧收缩，这一广袤地区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南明和清方激烈争夺的焦点。
这个情况对于当时的弘光朝廷而言，本应是天赐良机，极为有利。因为畿南、山东、河南等地的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皆是打着恢复明室的旗号，其心向明廷之意昭然若揭。弘光朝廷本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出兵北上，趁势尽量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将这些地区重新纳入大明的版图。如此一来，既可以凭借广袤的领土与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有效防止清军南下，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能够重振大明的声威，提升军民的士气与信心，为南明政权的稳固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的重臣们却犹如胆小怕事的缩头乌龟，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错失良机。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自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漫长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元气大伤，阴影笼罩。弘光朝廷尚未开战，自身便已怯敌畏战，就如那惊弓之鸟，丧失了应有的勇气与斗志。另一方面，所谓的江北四镇，虽看似兵多将广，实则外强中干，其战斗力实在是孱弱不堪。如高杰、刘泽清之流，更是在面对大顺军时望风而逃的败军之将，如此怯懦之辈，又怎敢与如狼似虎的清军对战？其畏敌如虎的心态，使得弘光朝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从眼前溜走。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弘光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一个虚幻的美梦中，妄图借用满洲贵族的兵力扫灭流寇。
“联虏平寇”这一荒诞不经的策略可以说是弘光朝廷对外的基本国策。当然，此政策并非首次提出，早在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时就曾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拟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则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以互市名义回报，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可到了弘光朝，有人在此基础上变本加厉，提出了“联虏平寇”，幻想着通过和谈，借清廷之手消灭大顺，坐收渔翁之利。
甚至于吴三桂降清，联军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城这一事件，竟被弘光朝廷认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闯贼”，收复神京的“功在社稷”的义举。吴三桂的引狼入室之举，竟然在弘光朝廷的决策大臣中被认定为一大快事，他们皆主张应尽早联系吴三桂，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全然不顾此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犹如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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