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组后，邓华组长说:“谭处长，我们组在晚饭后6点半时全体队员开个会，你看好不好？”
谭卫兵说:“好。我今天才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到你办公室聊聊？”
邓组长说:“好！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到了邓组长办公室后，他介绍了对郭大斌的具体措施就是三个班轮流问话，其他的措施没有。”
谭卫兵问:“你问他问题他闭口不言，但举报的问题又是怎么核实的？他肯定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轻易不承认是怎么让他低头的？”
邓组长说:“他开始相当嚣张，根本不承认，我们拿出别人的口供后，他还说他是冤枉的。但有了确凿证据后，但就认了，但就只认这一点，其他的又不认。”
谭卫兵说:“邓组长是纪委战线上的能人，这种人见得多，你感觉是我们手段单一温和了还是什么原因？”
邓组长说:“要说温和也说不上，以前大多数人在一周内就把什么都吐出来了，当然我自己就遇到过二三十天不说的也有。”
谭卫兵说:“等会我们开会，大家开动脑筋，分析情况，献计献策，集思广益，总有办法。”
邓组长把郭大斌的询问笔录都拿过来给谭卫兵看。在第一次询问笔录上，清晰感受到郭大斌矢口否认了与李某某等商人老板之间存在不正当经济利益关系，连续表示其所讲属实，愿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郭大斌在解放那年出生于金平县一个普通家庭，全家仅靠父亲的工资和几亩土地艰难度日，但一家人依然生活得温馨而快乐。郭大斌的父亲是个老党员，曾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因公致残。其父亲一直教育郭大斌姐弟4人要做正直的人、坦荡的人，并且对读书较为努力的郭大斌寄予厚望。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郭大斌成为家族的第一名大学生。
举报者姓汪，郭大斌与汪某的“友谊”有几年了。1994年上半年，汪某便找到时任巴山县大进镇镇长的郭大斌，想在当地承揽某建设项目，汪某给郭大斌送八万元。郭大斌在给一些党委成员“打招呼”后，在郭大斌的力排众议之下，汪某以较低的价格顺利获得了该项目。
忐忑地尝到了“糖衣炮弹”的“甜味”后，郭大斌每次都泰然自若地收下汪老板们送上的“大礼包”。等到郭大斌当上组织部部长后，由于在县里修一座大桥时，汪总送了礼给郭大斌，但郭并不是直接管建设，所以这件事他只收钱没办事。汪总在举报信上说收钱没办事也没什么，目光放长远，产生的矛盾是郭大斌借汪总的豪华轿车，但出了车祸，郭大彬就叫汪总顶罪。这交通肇事逃逸罪，汪总自己也不能去顶，所以就叫汪总的司机去顶。开始司机顶了，因为在顶罪之前郭大斌承诺最多是缓刑，但法院判刑时却判他两年有期徒刑。这个司机并没有当场翻案，只是要求申诉。然后司机给汪总说他判缓刑就顶罪，否则他要翻案。汪总给郭说了后，郭又找汪要20万元去弄关系。也许郭拿钱后根本没有去找关系，根本没去疏通关系，所以郭大斌又没有好消息传来。汪总只好自己找人疏通关系，用了十五万元，最后判了汪总司机缓刑，判二缓三。汪总对这件事情很生气，你拿钱是第一，贪得无厌，不仅不办事，反而给了错误的信息，关键这个事是他郭大斌制造的交通肇事逃逸，但汪总也只是心里不开心，但也忍了。后面又有一次吃饭，汪总带他的侄女去敬酒，郭大彬借酒对汪总侄女动手动脚，最后汪总侄女只有跑了。但郭大斌晚上还要他侄女陪，否则要让汪总好看。郭大斌的确指使他人对汪总的工程捣乱，汪总苦不堪言，多次去请罪，但郭大斌极尽侮辱之能事，除了乱骂外，还罚跪、装狗叫等，逼得汪总没办法只有愤而举报。
目前对郭大斌的交通肇事逃逸没有固定下来证据，所以郭大斌并没有承认。郭大斌只认了汪总受贿的两笔，因为汪总留有证据，而汪总当初行贿没留证据的都没认。
所以晚上的座谈会上，邓组长先介绍了谭卫兵副处长，然再介绍了目前的情况后说:“因为上面对这个案子希望一个月能移交司法机关，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谈谈怎么才能撬开郭大斌的嘴？”
整个双规组现在有十个人，除了有两个在值守郭大斌外，八个人都在这儿开会。大家都说要给郭大斌上手段，目前的措施对他没有压力，所以他也就没动力交待问题。至于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无外乎是体罚、虐待这些，比如苏秦背剑、鸭子浮水、开飞机等。其中一个组员说他曾看到过一种“笑刑”，首先把犯人的四肢固定起来，露出脚底并涂上带糖分的或者带盐分的液体，譬如糖水盐水，随后牵来一头山羊，就可以让山羊自由发挥折磨犯人了。犯人脚底的调料味很快就把山羊吸引过去，山羊在大自然中想办法获取糖分和盐分，一下子有了补充的机会，山羊必定会不断舔舐。许多人的脚底都比较敏感，有时用手轻轻挠几下都会觉得痒，而山羊用带着倒刺的舌头不断舔舐，人被痒得受不了，就会哈哈大笑起来，“笑刑”因此得名。这时又有一名组员说他知道一个滴水刑，此法非常简单，只需要将人全身固定好后，用个水龙头在他额头上滴就行了，但由于滴水速度被控制的时快时慢,且在冰水与烫水之间来回切换,因此受刑人的精神会始终处于紧绷状态,这种烦躁感和不安感会不断加重,最终使受刑人心理完全崩溃，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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