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悲愤，说道：“国人之麻木，非一日之寒，多年的封建压迫，让许多人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可咱们不能放弃，要用文字，用行动，去唤醒他们骨子里的血性，让他们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
我握紧了拳头，说道：“先生，晚辈定当追随您的脚步，以笔为剑，尽自己的一份力，只是这前路，实在是艰难啊。”
鲁迅看着我，目光中多了几分期许，说道：“艰难是自然，可若人人都怕了这艰难，那这国家便真的没了希望，只要坚持下去，总会看到曙光的。”
这时，许广平先生端了两杯热茶进来，说道：“你们聊了这许久，先喝点茶润润嗓子吧，别太累着了。”
我赶忙起身接过茶，谢过许广平先生，又坐下与鲁迅继续聊着。
我好奇地问：“先生，您写了那么多文章，塑造了那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像孔乙己、阿Q，您在创作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鲁迅微微靠在椅背上，陷入了回忆，说道：“那些人物，皆是这社会底层的缩影，他们的可悲、可笑，实则是这旧时代的悲哀，我便是想通过他们，让世人看清这吃人的社会，唤起大家改变的决心。”
我连连点头，说道：“先生的文字，确实有着这样的魔力，每次读来，都让人深思不已。只是如今，有些报刊杂志，竟对您的文章诸多诋毁，说您言辞太过犀利，您就不气吗？”
鲁迅笑了笑，笑声中却透着几分无奈，说道：“气又何用，他们不过是害怕被揭露了真面目罢了，我写我的，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受苦的百姓，任他们去说吧。”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我想着不能过多打扰先生休息，便起身告辞：“先生，今日与您一番交谈，让晚辈受益匪浅，只是怕耽误您休息了，晚辈这就告辞，改日再来讨教。”
鲁迅也缓缓起身，说道：“无妨，往后若是有什么想法，可再来聊聊，这文学之路，还需你们年轻人继续走下去啊。”
我告别了鲁迅和许广平先生，走出小院，回头望去，那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小院里，先生那瘦弱却坚毅的身影仿佛还在窗前，我的心中满是感慨，暗自发誓定要如先生所言，以笔为刃，为这乱世添一丝光亮。
然而，世事难料，没过多久，便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那一日，整个上海仿佛都笼罩在了悲伤之中，文化界同仁们悲痛万分，百姓们也都纷纷惋惜，我更是如遭雷击，回想起那日与先生的聊天，那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可先生却已离去，心中的悲痛难以言表。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在文学领域以及关乎民族精神觉醒等方面的情况，且与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做的贡献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日本，当时文学界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一方面，有部分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创作出一些宣扬对外侵略、美化战争的作品，试图为日本的扩张行径寻找所谓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秉持良知的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对国内社会的矛盾、人性的复杂等进行剖析，不过在当时军国主义的高压氛围下，这类声音相对较为微弱。与鲁迅通过犀利文字批判社会黑暗、唤醒国人反抗外敌不同，日本的部分文学被政治裹挟，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体现出不同国家在面临复杂国际局势时，文学所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日本文学在当时部分失去了其本应有的对正义和人性的坚守。
在法国，文学依旧是浪漫与现实交织，众多作家如罗曼·罗兰等，以笔书写着对人性美好的追求、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其作品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广泛影响力。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刻画了一个为追求音乐梦想、为理想生活而抗争的人物形象，激励着人们在困境中坚守自我。与鲁迅侧重于批判旧中国的社会弊病、唤起民族觉醒不同，法国文学更多是从个体的精神追求、情感世界等角度出发，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下文学创作的侧重点差异，法国相对处于较为平稳的国内环境，文学创作更注重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
在苏联，文学正处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作家们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展现工农阶级的伟大力量为主题进行创作，像高尔基的《母亲》就塑造了一位勇敢投身革命、传播真理的母亲形象，对苏联国内民众的思想凝聚、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和鲁迅所处的中国，以揭露黑暗、唤醒民众反抗压迫的文学创作目的有所不同，体现出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方向下文学的不同使命，苏联文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而鲁迅的文学是为了打破旧中国的枷锁。
在美国，文学创作风格多样，有反映经济大萧条下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有充满奇幻想象的科幻、冒险类文学。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绘了农民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土地、艰难求生的场景，引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思考；而像《绿野仙踪》这样的童话文学则以奇幻的故事给人们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与鲁迅通过文学唤起民族抗争意识不同，美国文学更多是基于国内经济、社会现象进行多元化的呈现，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国情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美国当时主要应对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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