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那时的中国恰似久病缠身的老者，历经八国联军侵华重创与《辛丑条约》沉重枷锁束缚后，正于黑暗中艰难摸索前行之路。国家财政千疮百孔，巨额赔款似无底黑洞，不断吞噬本就微薄财力，清政府只得拼命搜刮百姓赋税，民间怨声载道，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即便如此，清政府意识到若不变革，王朝统治恐难以为继，于是在内外交困压力下，清末新政开始推行，涉及军事、教育、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朝廷想借此挽救摇摇欲坠统治，给国家带来生机，然而守旧势力阻挠、资金匮乏、人才短缺等问题如重重山峦，横亘在新政推行道路上，举步维艰。
《光绪朝清末新政纪要》记载：“二十八年，朝廷颁令推行新政，欲兴学堂以启民智，练新军而强国防，振工商盼富国势，改官制求治清明。然诸事施行之际，守旧者多有非议，且物力维艰，银钱难筹，贤才难觅，新政之效未显，唯见朝野上下于变革之途艰难辗转，或望其成，或阻其行，国之命运，仍悬于一线矣。”从这段文献资料能清晰看出新政推行不易，各方矛盾与困难交织，新政虽有美好愿景，可现实让它在荆棘丛中艰难生长，整个国家也在变革旋涡里徘徊不定，不知能否借此走出困境。
葛明，性格颇为机灵且带着几分圆滑，深知在复杂多变世道里，想做成事光靠蛮劲不行，得审时度势、见机行事。为人也算善良，心里希望国家变好，只是行事时偶尔会为达目的耍些小聪明。葛明原本在京城一个小衙门里当差，做文书工作，平日里负责抄抄写写、整理公文档案，虽官职不大，却能接触不少朝廷消息，对新政推行情况也有所耳闻，有着自己一番想法。
初春时节，衙门里气氛因新政推行变得不一样，上司们时常聚一起讨论如何响应新政、落实上头交代任务。葛明听着谈话，心里琢磨这是出人头地好机会，要是自己能在新政推行中做出成绩，往后日子就好过了。
有一天，上司把葛明叫到跟前，说上头要求衙门整理一份关于本地推行新式学堂可行性报告，让葛明去收集相关资料，走访有见识的人打听情况。葛明赶忙应下，觉得这是表现自己好机会呀。
葛明先去京城几所传统私塾，想看看情况，了解改成新式学堂会面临哪些问题。在私塾里，见到老夫子们，一说起要改成新式学堂，老夫子们大多摇头反对，觉得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育方式才是正统，学洋学问会把孩子带偏了。葛明陪着笑脸，耐心听他们意见，心里却想着，这些老夫子真是顽固，这都啥时候了，还守着老一套不放呢。
不过葛明嘴上可没这么说，还是客客气气地和老夫子们探讨，问他们为啥觉得新式学堂不好呀，新式学堂里能教孩子们算术、地理这些实用知识呢，说不定以后能有大用处。老夫子们就说，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四书五经才是安身立命根本，那些洋玩意儿学了也没啥用，还会忘了祖宗根本。葛明听了，心里暗叹，这观念要改可太难了呀。
从私塾出来后，葛明又去拜访了几位曾出过洋的先生，想听听他们对新式学堂的看法。这些先生倒是很支持办新式学堂，他们跟葛明讲，国外的学堂里，孩子们能学到各种科学知识，还能培养动手能力、思考能力，可不像咱们现在，光会背死书。葛明听着觉得挺有道理，就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想着写报告的时候能用上。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葛明还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资金问题。办新式学堂得有场地、得请新的老师，还得买各种教学器具，这些都得花钱呀，可衙门里也没多少经费能拨出来用在这上面。葛明就想着，能不能找些富商乡绅们捐点钱呢。
于是，葛明开始四处打听哪些富商比较热心公益，愿意为教育出份力。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位姓王的富商，这位王富商平日里就挺关心国事，也觉得国家要变强得从教育抓起。葛明找到他后，把办新式学堂的事儿跟他一说，又把自己收集的那些资料、想法都讲了出来，王富商听了挺感兴趣，说可以考虑捐点钱，不过得看看具体的办学计划。
葛明可高兴了，赶忙回去把这好消息告诉上司，上司也挺满意，让葛明继续跟进这事，把办学计划好好完善一下。葛明那阵子可忙坏了，白天到处去打听情况，晚上就在衙门里熬夜写计划，把学堂的课程设置、师资聘请、经费预算等各方面都写得详详细细的。
好不容易把计划写好了，拿给王富商看，王富商看了后，觉得挺不错，不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要多请些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教学内容要更实用些。葛明一一记下来，又回去修改计划。
就在葛明满心欢喜地觉得这新式学堂马上就能办起来的时候，却出了岔子。衙门里有个和葛明不对付的同僚，嫉妒葛明这段时间这么出风头，就偷偷在上司那使坏，说葛明这计划里有不少地方都是为了讨好富商，没考虑实际情况，还说葛明收了富商的好处呢。上司听了这话，心里就起了疑，把葛明叫过来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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