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有过心灰意冷，有过自暴自弃，还有过想死的念头，以求一了百了。
终究，张老师还是苦熬着，因为，伊记得有个名人讲过：人不求轰轰烈烈地死去，但求卑卑微微地活着。张老师在狭缝里求生，早上的晨读，研究外文资料。熬夜研究，写文章。白天在弄堂里忙进忙出，赶麻雀，拍苍蝇，灭蟑螂……一样不缺席。每天排队买早点，一家一户送货上门，还上了光荣榜……终于熬出了头，看到了结果。
前两天，上头刚刚通知，正在考察伊，考察结束，就要要调动伊到科研所工作，眼看就要熬出头了，可以去做日思夜想要做的研究工作，现在是关键辰光。要紧关头，伊哪能还敢造次呢，一不小心，就会鸡飞蛋打，失去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两天，弄堂里又传说起来，上头就要来弄堂里来调查张老师了。
其实，这种调查叫“外调”也叫“政审”。老早点，无论提干，入党，还是调动到重要工作岗位，比如进科研单位，比如到国防工业单位去工作，都要经过“外调”。
“政审”“外调”就像过五关斩六将，一道一道关口都要走过来了，譬如到出生地，查清侬的三代，譬如到居住地，看看群众对侬的反映，譬如审审侬老早做过的所有事体。侬想，人哪能会没有毛病，人哪能会没有出过纰漏，只要查，一不留神，总归会查出毛病。结果，有不少人，眼看胜利在望了，临了临了，不晓得哪一关出了毛病，功亏一篑，被打入冷宫、一辈子完结。
像张老师居住的这条老弄堂里，从来也没有出过大人物，啥叫“外调”？啥叫“政审”听也没有听见过，只晓得张老师要高升了，要“调查”张老师了，就成了弄堂里的大事体了。
弄堂里，没啥事体的辰光，大家侬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像一家人家一样。一有事体，大家马上就会变了一张面孔，我轧侬，侬轧我，非要轧出点事体来不可，比方讲，平常和张老师谈得来的人，想帮张老师讲讲好闲话，在张老师面前显摆显摆，讨好讨好，显出自家的重要性。不过，讲好闲话也是要有回报的，这份人情债张老师今后肯定是要还的。
平常和张老师讲不拢的人，就想戳戳壁脚，扳不倒侬，也要叫侬像吃了只苍蝇一样，恶心半天。
还有天生有眼红毛病的人，一听张老师要高升，心里就会不舒服，自觉不自觉地伸伸脚，想绊人家一跤。
于是，外调的人还不曾来，事体在弄堂里，已经弄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了。张老师也变得像唐僧肉了，一弄堂的人，有咬没咬，人人都想来咬上一口，尝尝唐僧肉的咪道。
等到"外调"终于到弄堂里来了。意外的事体也接踵而来，让弄堂里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真正的"外调"和弄堂里人们的猜测大相径庭。外调人员既没有召开居民小组会，没有找居民小组长，也不是所有都有机会讲上两句闲话的，大家有点落寞，
外调的人一来，先进了"黄伯伯"的家门。
弄堂里的人眼睁睁看着外调人员进了“黄伯伯”的家门，忍不住一声叹息：啥人不好寻，要寻黄伯伯？寻只"戆棺材"。
也有人讲，当然要寻黄伯伯，他是码头工人，文化虽然不高，不过解放前就是护厂纠察队，用生命保护过国家财产，解放后，不当干部，执意做码头工人。凭这点就配得上是党和国家的基本群众，而且和张老师住对门，对张老师最了解。所以，当然要听听黄伯伯的意见。
啥人晓得，外调人员在"黄伯伯"屋里一坐下来，黄伯伯就紧张得不晓得从啥地方讲起了。
外调人员就讲："不要紧的，随便讲好了。有啥讲啥。"
黄伯伯一听说可以随便讲，就放心了，而且真的随便讲了，伊一讲，就讲了老长的一大篇。
黄伯伯讲："我是个老实人，照弄堂里的说法，比较戆，不当干部当码头工人，屋里小赤佬养的得多，家境就从小康，一路跌落到了困难户的地步，香烟老早戒掉了，就想吃口老酒，吃的也不算好酒，通常都是一角几分一斤的散装“绿豆烧"，菜也寒酸，总逃不过油氽花生、猪头肉。即便是吃一次老酒，也算桩大事情了，我晓得张老师是好人，一吃老酒就一定要想到张老师，总想要叫上张老师来咪一口。人家张老师是有文化的人，从来不嫌鄙我大老粗，也不嫌鄙我的老酒蹩脚，一喊就来。大家都晓得的，谈得来的人一道吃老酒才有味道。张老师也总是有叫必到。我晓得张老师的心思，体贴我屋里小赤佬多，趁机想接济我一下，每次来，总归带上好几样菜，要是平常，我会一口回绝的，穷就穷自己的，哪能拖累别人。喝老酒的辰光，酒肉不分家嘛。就睁只眼闭只眼了，收下来，好让屋里小赤佬开开洋荤。不晓得啥道理，我们两人论文化层次，生活品味都并不在一个档次，阿拉说说喝喝，能消磨好几个钟头，讲的讲的却总能对得上路，这就是讲，张老师联系群众。酒过几巡，已经满脸通红，我讲闲话也不太连贯了，还不不能尽意。总归特别想要和张老师讲一句心里话，我跟伊讲：张老师，侬在弄堂里，是好人，能人，样样都好，样样都能，肯帮人，我晓得侬肯跟我吃老酒，其实是看得起我，想帮我。我心里是明白的，我一辈子都记得的……俗话说酒后吐真言，我晓得我讲的是真心话。"黄伯伯讲着讲着，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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