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珍数了数：“你干脆煮七十个茶叶蛋吧！我们班三十个人，一个人两个。
多出来十个，防止别人也带同学，老乡什么的。”
张红英本意是带茶叶蛋请他们吃的，沈建珍不同意：“你放心，我们出去，最后都会算好账，一个人多少钱交上来。你不用为难，也不用不好意思。”
张红英还是觉得，把生意做到同学头上，怕沈建珍为难。
沈建珍嘀咕：“那我们班同学经常叫我给他们带苏州的丝巾，绣花手绢什么的，我从来没有客气过。
苏州卖八块钱的丝巾，我带到南京，发现质量比我差的还能卖二十五。我也就按二十五的价格卖出去。
我们同学还有人进了方便面，贺卡，袜子，电池，在宿舍里卖呢。
我买的电吹风，租一次三毛钱。”
张红英目瞪口呆：“你还做生意呢？”
沈建珍：“啊？一个电吹风几十块钱，冬天头发如果不吹干就要结冰。花三毛钱租一次，很划得来的好吧。”
“不是，我就是觉得，都这么熟了，怎么好要钱……”
沈建珍笑：“在外面你要习惯呀，又不是鸭湾村，大家耻于谈钱，担心谈钱伤感情。
我们就要一分一厘都说清楚，省得老觉得别人占了自己便宜，自己吃了亏。
大家都是学生，都是吃国家的补贴，还有父母的生活费
算清楚挺好的。”
张红英：……所以我没有跟父母算清楚，也不完全是我自己蠢。而是那个环境就这样。沈建珍出来后，受到的影响就不一样了。就是要说清楚，要算明白。不能大家稀里糊涂，自以为心照不宣，实际上吃哑巴亏。
张红英表示：学到了。
在中国的传统社交文化中，谈钱往往被视为一件很羞耻的事。人们习惯于将金钱的话题隐匿在人情的幕后，认为过于直白地谈论报酬、花费或利益分配会显得不够大气或是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是涉及到明确的经济往来，也更倾向于含蓄地处理，用“随缘”、“帮忙”这样的词汇来淡化金钱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避免直接讨论金钱的态度，有时却会导致面和心不和。事情过后，当事人才会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承担了更多的成本或是牺牲了个人利益，而这些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认可。
尽管如此，在公共场合下维持和谐、避免冲突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中优先考虑的原则之一。
而张红英至今都没有开诚布公的跟李小芳和张小树表达过自己的不满，也是此种观念的深度受害者。
像上辈子，每次春节，张红星会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回家里团聚。
张红星一家，明明是收入最高的，回家却只带一箱水果，牛奶之类的。
张红英准备好所有年货，还要好吃好喝款待他们一家五口。
最要命的是过年，给晚辈发压岁钱的时候。
大家对于给孩子们多少金额的红包并没有事先沟通。然而又要保持一致。
这种时候，张红星因为收入较高，都会财大气粗，给每个孩子都包500元的大红包；
他掏出来两千块钱，一千五还是自己家孩子拿着的。
他们夫妻俩一共掏出来四千块压岁钱，张宇昊拿到一千。
张红英骑虎难下，也要跟沈永健一人出五百的红包。他们拿出去四千块钱，最后回来一算，张宇昊手里的红包只有两千。
而张红星家三个孩子，加起来有六千红包。
每次张红英都要吃个哑巴亏。
如果早点跟沈建珍学一学，，至少发红包的时候，她可以硬着头皮说：“姑姑和伯伯收入低，不像你爸妈收入高，我就意思一下，你们别嫌弃啊。”
盖房子的时候，她也可以跟张小树明确提出，这房子盖完了，到底是他张红英的，还是张红星的，还是各一半？
如果早就说明白了，房子是张红英的，就把房产证落张红英的名字。
如果是张小树的，将来两个人一人一半，那也要一个人出一半的钱，房产证分割开。至少要落在纸面上。
当然，如果将来要给张红星，她也不反对。但是她不会为盖房子出一分钱，并且自己会另外申请地基，盖一间自己的房子。
然后两个老人，她也不会一个人挑起重担。苏州医疗条件，可不比底下小镇子好多了？
城镇一体化之后，他们的医疗卡，去苏州也是能用的。所以为什么不让两个老人，去跟着自己的宝贝儿子，享享福呢？
张红英那些年，除了上班，回家来还要帮忙干两个老人接回来的处理塑料袋的活。
塑料高温烫过之后，总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一个塑料袋，不过能赚一分钱……张红英都记不清自己经手过多少个塑料袋了。
张红英感觉自己的观念一直在被刷新。
前世五十多年，都过的稀里糊涂，及不上跟沈建珍出来见世面的这一年多增长的见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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