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的历史长河中，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在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不如王安石变法那般深远，却也为后世开启了变法的新篇章。
遗憾的是，变革持续时间过于短暂。
仅仅维持了一年零四个月，随后赵桢便将改革的条文悉数废止。
原因在于，这场变法不仅触及了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更触及了皇权的根基。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政的成功似乎注定遥不可及。
作为穿越者，包拯对庆历新政自然有所耳闻。
也理解，范仲淹推动变法实属迫不得已。
大宋的崇文抑武政策，对文人的极端优待，积累了大量矛盾，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运行。
“范大人，您的观点有所偏差！包拯岂能不知大宋面临的三冗问题之严重，国家的贫弱。”
“然而，当前的时机尚未成熟！”
“变法并非易事，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急于求成。”
对包拯而言，庆历新政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过于急躁。
他清楚地记得，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迅速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直指吏治整顿、冗员裁减、恩荫限制、军事改革、军农田等一系列重大变革。
这种雷厉风行的改革，严重侵犯了官僚地主和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在这样的利益冲突下，改革措施若能够顺利实施，那才是见了鬼了。
“不知包大人有何高见？”
自己话都还没说完，包拯便有反对之意，这无疑是在兴致勃勃的范仲淹心里浇了一盆冷水。
“相公，大宋积贫积弱由来已久，弊病太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根治，否则伤筋动骨，只会加速大宋的衰败。”
“好比一个被病魔缠身之人，相公指望顷刻驱除所有病症，诚为难矣！”
“唯有循序渐渐，或可……”说到这里，包拯暗暗长叹口气。
华夏的历史上就没有万世基业的朝代。
一切变法，都不可能彻底根除病根，只能算是改良。
这是封建帝制，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想获得更多的资源，就只有不停地剥削和压榨底层农民和商人。
而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却拥有不纳税的特权。
大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国家的文官越来越多，国库无法承担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底层百姓也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才是古代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既然范仲淹主动找到了包拯，包拯也不能不给他提前敲响警钟，或许变法还有点机会。
若是因为变法太过激进，导致皇上彻底失去了信心，以后再想变法，就更难了。
范仲淹听罢，也陷入了沉思。
不想包拯对变法有如此独到和高深的见解，倒是自己鲁莽了。
“依包大人之意，当先从何处着手？”
“包拯以为，想要让变法得以推行，必先整顿吏治，适当裁减冗员，抑制恩荫制度，唯才是举，考核官员的能力。”
所谓恩荫，其实就是一种世袭制的一种变相。
祖上有功于朝廷者，后世子孙无论贤愚，均可继承祖上的爵位和财产，享受朝廷俸禄。
朝廷勋贵，也可举荐亲朋为官，无需参加科举。
如此一来，士大夫阶层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不可撼动的利益链条。
这是大宋冗官的一个主要因素。
“其次，整顿军纪，裁剪禁军，将老弱病残放归回乡，给以一定的补助。”
“第三，鼓励佃农开荒，凡属荒废的土地，均可自由开垦，任何人不得阻挠……”
包拯一下子说了几条重要的举措。
这些举措，虽然均侵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却远远没有达到动摇官僚地主的利益的地步。
更未伤到其筋骨，只是在他们身上割了一小块肉分给百姓。
这样一来，变法的助力会少一些。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朝廷和百姓的负担。
对包拯来说，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如何变法，也改变不了百姓被统治被压迫的结局。
更重要的是，宋仁宗赵祯只能算是一个守城之主，不具备秦孝公一般的大魄力。
想要通过变法的方式让大宋实现富国强兵，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不是包拯不想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是没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
哪怕是遇上宋神宗，都完全可以。
不过简单的改良一下，给百姓一条活路，应该还是不成问题。
范仲淹听后，喜出望外，对包拯的见解赞赏不已。
考虑得比他长远多了。
虽觉包拯所主张的变法思想太漫长，但委实是最稳健的办法。
“包大人真乃管仲再世，日后这大宋的宰相非包大人莫属了。”
“相公过誉了，包拯岂敢贪图相位。”
“包大人不必谦虚。”
两人互相吹捧了一番，范仲淹这才告辞，表示明日一早便向皇上上书，推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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