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朝堂之上，一场关于陕西局势的讨论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内阁大学士钱象坤皱着眉头说道：“杨鹤的抚局如今可是危在旦夕啊，听闻进入山西的起义军愈发壮大，而陕西这边也是乱象丛生。”
户部尚书毕自严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其中缘由复杂，陕西的百姓因天灾人祸，早已没了生计，才会起义。朝廷虽有招抚之意，可却未真正解决他们的难题。”
这时，一直沉默的左都御史陈于廷开口道：“那户部这边就没有什么举措吗？毕竟关乎民生，若处理不好，这局势只会更加糟糕。”
户部侍郎李成名站了出来：“我曾提议陕西的饷银按九成征收，可陛下仍坚持全额征收。陛下似乎并未意识到陕西的特殊性啊。”
巡按御史李应期也附和道：“我也曾请求免除陕西全省的欠赋，陛下却拖到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崇祯元年和二年百姓积欠的税额，可当年的欠税依旧不准减免。这让陕西的百姓如何是好？”
众人皆面露难色，此时，一位小太监匆匆赶来，尖着嗓子说道：“陛下有旨，因辽东战事紧急，加征田赋。在每亩已加征九厘之外，再加征三厘，前后共一分二厘。只有北直隶的保定、河间等六府之前商议免征，现酌情每亩加征六厘。此项都作为辽饷，战事平息即停止征收。陛下说百姓都应有同仇敌忾之心，也应有为国分忧之念。”
这旨意一出，朝堂上一片哗然。
内阁大学士钱象坤苦笑着说：“陛下此举，怕是要让陕西的局势雪上加霜。一面想要招抚起义军，一面又如此催逼赋税，这自相矛盾的政策，如何能行？”
户部尚书毕自严忧心忡忡地说：“我等也知晓辽东战事需要军费，可这陕西的百姓本就困苦不堪，如此重赋，他们怎能承受？”
在陕西的土地上，奉命前往赈济灾民的御史吴甡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满是悲凉。他遇到一位当地的老者，吴甡上前问道：“老丈，如今这局势，您可有何看法？”
老者愤怒地说：“官府根本不顾我们死活，之前说招抚，给了我们免死票，可回来后，依旧催逼赋税，我们没吃没穿，这日子没法过了。”
吴甡又问：“那被解散的起义军呢？他们就没有重新务农吗？”
老者摇摇头：“被解散的只有十分之一二，重新聚集起来的却有成百上千。在乡村抢夺粮食的情况每日不停，大家都恨这招抚政策。”
吴甡疑惑地问：“为何会如此？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老者悲叹道：“那些士绅豪族，只想着自己享乐安宁，他们和官府一样，根本不想让我们有活路。我们要么饿死，要么被官府枷责致死，与其这样，还不如重新起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吴甡听了老者的话，心中五味杂陈。他回到住所，立刻写奏疏：“当时州县官员仍在催征赋税，逃亡者的徭役和粮赋，都责令现存的农户代为缴纳，路上满是流离失所的百姓。延长、长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都是起义农民的原籍，被解散的只有十分之一二，重新聚集起来的却有成百上千。在乡村抢夺粮食的情况每日不停，士绅百姓都称官府如贼。人人都痛恨招抚。”
在京城的朝堂上，这份奏疏被呈到了朱由检的面前。朱由检看着奏疏，眉头紧皱，他质问众大臣：“这陕西之事，为何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朕的招抚政策难道有错吗？”
内阁大学士钱象坤小心翼翼地说：“陛下，招抚政策本无错，错在未能与民生政策相配合。赋税过重，百姓无法生存，才会导致起义军旋抚旋叛。”
朱由检愤怒地说：“朕也是为了辽东战事，为了大明江山，这赋税不加征，如何抵御外敌？”
户部尚书毕自严赶忙说道：“陛下，可陕西百姓已困苦至极，若不能先安抚好他们，这内部起义不断，大明亦是腹背受敌啊。”
朱由检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之前杨鹤的奏报，杨鹤曾说：“农民起义皆因生活所迫，若能给予他们一定的生活保障，让他们有田可种，有饭可吃，起义自然会平息。”可当时自己并未完全重视。
此时，一位大臣站出来说：“陛下，如今当务之急，或许是重新调整陕西的赋税政策，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加强对起义军的安抚与安置，让他们真正归心。”
朱由检缓缓地说：“可这赋税调整，涉及诸多方面，辽东的军费又该如何解决？”
朝堂上再次陷入沉默，众人皆知，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而在陕西，起义军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他们对官府的怨恨也越来越深。那些拿着免死票却依旧被催逼的农民，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他们知道，只有反抗，才能争取到一线生机。
在陕西省那宁静祥和的边陲小镇里，几缕阳光透过破旧的窗棂，洒在了几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屋内气氛凝重，几位起义军的首领正围坐在一张简陋的木桌旁，低声商议着关乎众人命运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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