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噩罗海城的冬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寒冷。寒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割裂着人们的皮肤，直刺入骨髓。城郊的工业区，曾经是后苏联时代的骄傲，如今却像一座巨大的废墟，散发着腐朽和绝望的气息。废弃的纺织厂被改造成了廉价商铺，铁锈色的蒸汽管道在建筑间蜿蜒，仿佛是某种工业巨兽的血管，发出垂死病人般的呻吟。
在这个被无尽黑暗如潮水般淹没的城市里，罪恶如同荒野上的野草，肆意蔓延，无所顾忌。单亲母亲叶莲娜·波利舍科，一位昔日曾以美貌令人倾倒的女子，此刻却如同破碎的瓷娃娃，静静地躺在一家昏暗改装商铺那略显陈旧的按摩床上。她的生命之火早已熄灭，颈动脉上那道狰狞的切口，宛如咧开的第三张嘴，无声地诉说着死亡的惨烈。鲜血早已凝固，化作一抹触目惊心的暗红，死寂的空气中，那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犹如实质，缠绕着每一寸空间。
她的双眼睁得大大的，眼球上似乎还残留着临死前的惊恐与不解，仿佛在那一刻，她目睹了某种超越人类理解范畴的恐怖景象，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绘的骇人之物，让她的灵魂在死亡的瞬间都无法安宁。
而最为诡异莫测的是，她左手紧攥着的那支西伯利亚紫雏菊，花瓣上凝结的露水，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血珠般的光泽。这种花，在这座城市中堪称罕见，唯有噩罗海城大学的温室里才得以培育，那温室如同一个被精心守护的秘密花园，而它的主人，正是叶莲娜的前夫——园艺教授德米特里·波利舍科。这一发现，如同一道隐秘的线索，将这起残酷的谋杀案与那位看似温文尔雅的教授，扯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联系。
我叫维克多，是个在这座城市中游走于阴影边缘的侦探。在这里，侦探可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职业，我们更像是下水道里觅食的老鼠，在无尽的黑暗中嗅探着真相的微弱气息。我的办公室坐落在一条破败不堪的街道上，窗户正对着一个废弃已久的停车场，那里杂草丛生，仿佛是这座城市遗忘的角落。
此刻，我坐在那张摇摇欲坠的办公桌前，手里紧握着一杯冰凉的伏特加，任由那辛辣的液体在舌尖缓缓流淌，试图驱散脑海中盘旋的迷雾。我正在思考着这个案子，那个如同噩梦一般缠绕着我的案子。
“维克多，你得来看看这个。”法医瓦西里的声音突然在尸体旁响起，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不安。
我缓缓起身，脚步沉重地走向尸体。叶莲娜·波利舍科，那个曾经美丽的女人，此刻却躺在冰冷的停尸床上，皮肤苍白如纸，颈部的伤口像一张咧开的嘴，无声地诉说着死亡的惨烈。
瓦西里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一片带着齿痕的花瓣，那花瓣上的露水早已干涸，留下一抹诡异的痕迹。“死亡时间是三点十五分，但您看看这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掀起尸体的右臂，暗红色的瘀痕在惨白的皮肤上组成了一幅诡异的几何图案，“凶手用修枝剪固定她时留下的，这手法，绝对是园艺老手。”
我皱起眉头，目光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里间的搏斗痕迹堪称一场残忍的行为艺术，按摩床单被撕成条状，散落在地上，墙上的东正教圣像溅满了血点，仿佛是在诉说着一场无尽的噩梦。
但最让我后颈发凉的是那面梳妆镜，有人用口红在上面画了三个套叠的五角星，边缘还粘着紫雏菊的花粉，那花粉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维克多，这案子不简单。”瓦西里低声说道，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忧虑。
我点点头，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那烟灰如同灰烬般飘落在地上。“不为钱，不为色，那就只能是私人恩怨了。”我缓缓说道，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寒意。这个案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
我们查看了那盘监控录像，录像带在老旧的播放器里沙沙作响，画面如同被迷雾笼罩，模糊不清。三点零七分，一个穿着臃肿夹克的男人出现在植物园的南门，他的身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诡异，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仿佛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当他在那张铁艺长椅前转身时，一道银光在指缝间闪烁而过——那是修枝剪的寒芒，冷冽而致命。
“谢尔盖·卢金科夫，”我盯着档案上的照片，缓缓念出这个名字，“2005年因故意伤害入狱，上个月刚出狱。典狱长说他服刑期间负责打理温室，对植物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照片上的男人左眼有道蜈蚣状的疤痕，扭曲狰狞，正符合法医所说的右利手特征，一切似乎都在指向他。
追捕在暴风雪夜中悄然展开，西伯利亚铁路的货运车厢里，谢尔盖蜷缩在煤堆旁，冻僵的手指仍紧握着那枝枯萎的花枝，仿佛那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依托。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死了，面容安详，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法医在他肺部发现了大量紫雏菊花粉，死亡时间竟然比叶莲娜还早二十分钟，这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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