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窗起雾了。
不是那种温吞的、水汽氤氲的薄雾，而是骤然间——像有人把整块浸透冰水的灰绒布，猛地糊在玻璃上。前一秒还映着路灯割裂的光斑，后一秒，视野就沉进一片混沌的乳白里。我正坐在后排右侧，左手搭在扶手上，右手攥着半凉的保温杯，杯壁凝着细密水珠。车还在动，轮胎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发出低哑的“沙……沙……”声，像有人蹲在车底，用指甲反复刮擦底盘。
司机没说话。他始终没回头，只从后视镜里投来一眼——那眼神不像是看人，倒像是在确认一件货物是否仍在原位。我喉结动了动，没出声。这趟夜班顺风车，是我在城西老客运站扫码叫的，车牌尾号带“713”，司机ID叫“陈默”，头像是一张模糊的侧脸剪影，背景漆黑，连五官轮廓都融在暗里。平台显示他跑这条线已三年零四个月，接单率99.8%，差评数：零。可我上车时，瞥见他左手小指缺了半截，断口处泛着蜡黄的老茧，不像新伤，倒像被什么硬生生咬掉后，又长年裹着胶布愈合的。
雾，越来越厚。
起初只是窗角浮起一层毛边水汽，三秒后，整面侧窗已如蒙上一层磨砂琉璃。我下意识抬手想抹——指尖将将离玻璃还有两寸，却猛地顿住。
因为就在那一瞬，雾中浮出一道痕迹。
不是划痕，不是水渍，而是一个字。一个用指腹“画”出来的“正”字。
它歪斜得厉害：第一横短而抖，像被抽筋的蚯蚓；第二竖偏右，末梢拖出细长颤线，仿佛写到一半手突然痉挛；第三横压得太低，几乎要蹭上第四横；而最后一横，干脆斜劈下去，直直捅进“止”部左下方，活像一柄锈钝的匕首，硬生生楔进血肉里。
我屏住呼吸，盯着那字。
它不是浮在雾表层——而是沉在雾的深处，仿佛雾是液态的，而那字是沉在雾之下的玻璃内壁上，被水汽托着，缓缓显形。更诡的是，我清楚记得：自上车起，我的双手始终在身侧，左手握杯，右手垂落于膝，五指自然微屈，从未抬起，更未触碰过车窗一分一毫。
我甚至没转头去看司机。
可余光扫过驾驶座——后视镜里，他的后颈绷着青筋，脖根处有一道暗红旧疤，蜿蜒如干涸的蜈蚣。他右手稳握方向盘，左手搁在档把旁，掌心朝上，五指摊开，纹丝不动。那手，离我的座位隔了整整一米七。
雾，开始散了。
不是渐次消退，而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下往上，倏然揭去。先是窗脚露出半寸漆黑的橡胶密封条，接着是半截反光的金属窗框，再往上，玻璃重获澄澈——路灯的光重新刺入车内，在座椅皮革上投下冷硬的格子影。
我眨了眨眼。
玻璃完好无损。
没有划痕，没有裂纹，没有水渍残留。光洁如初，映出我僵白的脸，映出司机沉默的后脑勺，映出窗外飞掠而过的、褪色的广告牌残影。
可那个“正”字，还在。
它牢牢钉在窗内侧，清晰得令人齿冷。墨色？不，是深褐，近似陈年血痂干涸后的颜色，边缘微微凸起，像一层极薄的漆膜，又像某种活物分泌的胶质，在灯光下泛着幽微的、油腻的哑光。我凑近，鼻尖几乎贴上玻璃——没有气味，没有温度，可那字的每一笔，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存在感”，仿佛它本就该在那里，仿佛它早已等我多年。
我伸出右手食指，悬停在字上方一厘米处。
没敢碰。
不是怕脏，是怕它“回应”。
就在这时，司机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像砂纸磨过生锈铁皮：“您……信‘正’字记数么？”
我没答。喉咙发紧，像塞了一团浸过冰水的棉絮。
他也没等我答，只轻轻踩了下刹车。车身微晃，窗外霓虹灯牌“鑫源足疗”的“足”字一闪而灭，剩下“疗”字孤零零悬在雨幕里，红光幽幽，像一只半睁的眼。
“老辈人说，”他继续道，语速平缓，像在念一段刻进骨缝里的碑文，“人活一世，欠债必记。不是记在账本上，是记在‘气’里。一口气吊着，债就悬着；一口气散了，债就落了地。”
他顿了顿，后视镜里，那双眼睛终于转向我。瞳孔很黑，黑得不见底，却映不出我的脸，只映出窗外流动的、扭曲的灯河。
“可有些债，”他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音，“记不得账本，也落不了地。它得靠‘正’字，一笔一笔，刻进活人的窗上——刻在你亲眼看见、却摸不到的地方。”
我脊背一凉，汗毛倒竖。
不是因为他说的话，而是因为——他根本没回头。
他始终面朝前方，脖颈未偏分毫。可那声音，却像贴着我耳廓吐出来的，带着一股陈年烟草与铁锈混杂的腥气。
我猛地扭头看向车窗。
那个“正”字，变了。
最后一横的末端，正极其缓慢地……向下延伸。
不是水迹晕染，不是光影错觉。它在“长”。像一条枯瘦的腿，从字的躯干里艰难地、一毫米一毫米地，探出来，垂向窗沿。我死死盯着，眼珠不敢转动，生怕一眨眼，它就爬到我手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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