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之雄一直有个感觉，觉得于老师以前一定在军统做过地下工作，而且辈分挺高，甚至认识戴星炳、吴赓恕，否则，他怎么会对这些这么熟悉。他很想问问他的老师，最终也没敢开口。
接下来的日子，于老头每天讲的案例也从个案，逐步扩展到战略情报实例，比如“二战”期间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计划的多渠道获取。
一提到“巴巴罗沙”计划，田之雄顺口就说：“我知道，我知道。”
于鼎盯着他问：“你都知道什么呀？”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制定的入侵苏联的作战计划。我看过好多关于二战的书，我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的书……”看着于老头犀利的目光，田之雄知趣地闭了嘴。
“那你知道苏德战争之初，苏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根本原因何在吗？”
“嗯，那是因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苏军没有准备；嗯……还有，就是苏军内部大清洗造成高中级军官大量损失。”
“不对！”于鼎摇摇头，“那是西方历史学家的反共偏见和恶意揣测。”
于鼎语气坚定说到：“斯大林和苏联早有预判，苏德之间必有一战，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只是缓兵之计。苏联的备战规模是十分惊人的，1939年苏联的军事拨款占到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一，到了1941年就占了近一半。你能说苏联没有准备吗？”
田之雄张口结舌，没想到这于老头对这样的数字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
“苏军在开战之初之所以节节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战略误判和对新的战争形态的不了解。”于鼎又问：“你知道格鲁乌吗？”
“是苏军的情报机构吧。”
“对，格鲁乌是俄文字母缩写的简称，全称是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它的情报渗透能力比克格勃还厉害，二战中许多着名的间谍网都是它建立和掌握的。”
于鼎点起支小雪茄，深吸了一口又问：“你知道在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格鲁乌的局长每天必听两次的情报汇报是什么吗？”
田之雄听得入神，猜道：“是敌人军队的集结调动情况？”
“不，他每天必听两次欧洲各地公绵羊的价格情况。”
“公绵羊？羊肉价格与战争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我说的战略误判。格鲁乌的情报专家认为，德国是个可怕的对手，但德军要进攻苏联广袤的国土，绝不是几个月能够完成的，必须吸取拿破仑失败的教训，必须应对苏联冬季的严寒。为此，德军要大量采购羊皮袄，这就意味着有数百万头公绵羊被宰杀，大量超过正常需要的羊肉会涌入欧洲市场，引起羊肉价格大跳水。因此格鲁乌密切关注欧洲各绵羊产区的动向，收集各地的绵羊数量、集散地、屠宰中心以及市场价格等变动情况。同时还派出情报员费尽辛苦搜集德军采购适合寒冷地区的燃油和擦枪布的情况。可是直到战争打响，欧洲的绵羊肉价格都没有异常波动，德军使用的燃油和擦枪油的配方也没有变化。格鲁乌虽然从各个渠道了解到了德军大规模集结，甚至掌握了德军行动的代号，仍然向苏联政治局担保德军尚未做好开战准备。结果你都知道了，人家希特勒盲目相信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和闪击战的威力，无视苏联国土的广袤纵深，更不了解在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下人民的钢铁意志，觉得三个月就能解决掉苏联，根本就没打算把战争打到冬季。从这个例子你可以更深切地认识什么是情报和情报分析。”
田之雄恍然大悟：“老师的意思是说，一个好的侦查员应该是个通才，应该具备政治、经济、人文、地理、军事等基本的专业知识，从各种渠道收集、整理、分析、判断，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不是主观臆断。”
于鼎又夸了一句：“孺子可教！切忌预判在先，然后用各路搜集来的情况来佐证自已的预判。”
得到于鼎夸奖，田之雄借势问了一个他一直以来迷惑不解的问题。
“老师，有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我在省厅办案时，抓获过好几个来内地与潜伏敌特接头的派遣特务，您说，现在技术那么进步，电话到处都有，为什么还要专门派人来，那不是很危险吗？”
于鼎一晒：“你知道对于情报人员而言什么最重要吗？”
“情报人员当然是获取情报最重要啦。”
“错，情报人员最重要的是安全！敌方如此，我方也如此。电话都是有线的，极易被人监听，国际长途更是监控重点，用电话联系基本等于泄密。别说电话了，即便是专用电台密码收发都不保险，有矛就有盾，有电波就能截获，有密码就能破译。因此，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最笨的办法，面对面！你说现在技术很进步，我告诉你，即使今后科学再进步科技再发达，最保险的方式还是一对一见面，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电线那头是谁。所以，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要在电话里谈论机密，哪怕一个字也不行。”
田之雄重重点了点头。
就这样，田之雄学得越来越起劲，眼界开阔了许多，分析判断能力提高了好几个台阶，跟于老头也越来越亲近，有时甚至敢嬉皮笑脸地跟师父开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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