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那时，他们通过研究做出的结论，关于靖康之难的祸首，被认定为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是王安石变法。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明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的《宋论》指出：人臣争胜是最大的祸害，会扰乱正常的纲纪，制造不和谐因素。而小人和君子是自然存在的正常现象，善政的关键不在于消灭小人，而在于避免小人当权，不给小人争权夺利的空间。然而熙宁变法造就的新旧党争却为“君子”和“小人”的争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尤其可怕的是新旧两党轮流执政。
这段话的，其实就是说，由于王安石的变法，使得北宋的朝政内讧不断，“小人”和“君子”争斗实在太激烈，把朝政混乱到了极点，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将原有的良好行政风气涤荡一空，形成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等人沆瀣一气的决策层。
也正是这个近乎于弱智的决策层做出了灭辽这个完全弱智的决策，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
王安石听到这里都惊呆了。
哪怕天女并不赞同这个结论，但她言辞间透露出来的信息，都是在此之前，这场刻骨的伤痕造成的原因，都是由他来背负的。
但这是真的吗？
他主持变法，不是为了什么给党争提供政治舞台，而是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
或许他的变法，让党争一事更加显目，但并不是他不变法，党争就会从此消失的。
党争，并不受人控制，他们只是利益驱动罢了。若他真的能够控制，又哪里还会有什么新旧党争呢？
但这并不是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他需要先向天子告罪。不管是不是真的因为他、因为这场变法，但天幕已经提到了他，他就应该做出反应，而不是一动不动。
“陛下恕罪，臣是万不敢有这般心思的！”
宋神宗赵顼看着天幕，也是脸色微沉，但大体上也还是保持着正常。
只是他尚且没有说话，朝堂之上却是在玉不识的讲述下顿时一片喧哗，旁边反对变法的臣子更是出口和王安石等人辩驳起来了。
而看着支持变法和反对变法的两派大臣争吵不休的赵顼，难得觉得有些头疼。他也是支持变法的一员，难道在他们口中也是“祸首”的一员吗？
赵顼沉思了一会，制止了下面还在说着的臣子们：“好了，天女也只是说了以前的看法，她尚且就此盖棺定论。而且不论变法之事对错与否，当务之急应是如何避免类似靖康之难再次发生。”
众人听闻此言，渐渐安静下来。
这一点他们当然知道，但就像是那个《宋论》中说的，其实最应该归罪的，是党争，而党争也不是这场熙宁变法才出现的，只是熙宁变法让这个本就有的矛盾更加凸显罢了。
【其实在靖康年间，金军背盟入侵时宋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熙宁变法的危害，更是削除了给王安石的很多称号。
到了南宋，这场声讨王安石的大潮发展的更为庞大——
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着名的文学史料着作，叫《鹤林玉露》，他在里面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明朝人也经常总结宋朝败亡的经验，绝大多数把王安石定为罪魁祸首。其中明末的王夫之认为：王安石是北宋亡国的第一罪人，靖康之耻的肇始者正是王安石。
但真的是这样吗？】
玉不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起了别的。
【可以说，靖康之变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还有陆游的那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无一不反映着他们深刻的仇恨。
但是哪怕到了最后，他们依旧没能夺回失地。
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经历了短短100年时间。其中亡国的原因很久以来，都由王安石一个人背负着。直到近代，对王安石的评价才有了转变。
那么，这其中应该怪罪谁呢？王当真是安石吗？王安石一个臣子，真的能够担当得起这样沉重的责任吗？真的是变法之错吗？
我们先来看看宋徽宗时期的宋朝是怎么样的——】
李世民：“亡国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由一个人造成的，那必然是因为整个国家都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他摇摇头，对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罪到王安石一个人身上还是不太认同的。
“若真的要选一个人，那也只能是当朝的皇帝。若是皇帝有魄力，也还是能够挽救一二的。而且，在礼法上，天子才是最高的，若是没有天子的首肯，一个臣子又哪里来的权力进行‘变法’呢？”
“其实这场灾难，最应该怪罪的，是这个宋徽宗，而不是前几朝的王安石。”
大部人也是持着这样的观点，你可以说王安石变法加剧了朝中党争的激烈程度，加剧了北宋的灭亡，但不能说北宋的灭亡就是由他、由变法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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