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陆逊此时身在外地任职，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朝廷的时政大事。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向孙权上疏，详细陈述当下的局势以及各种问题所在。在奏疏中，陆逊明确指出应当适当减轻刑罚力度，对于一些犯有小过错的官员应该宽容对待，以此来稳定百官们的情绪，避免人心惶惶。同时，他还提议要大力提拔和任用那些虽然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并没有犯下重大错误的贤良之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东吴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助力东吴成就一番伟大事业。
时光荏苒，转眼间便来到了孙吴嘉禾元年（公元 232 年）十二月。此时的天气寒冷刺骨，但这丝毫未能阻挡陆逊那颗炽热的心。只见他身披重甲，威风凛凛地站在大军之前，亲率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朝着庐江进军。一路上旌旗飘扬、战鼓喧天，士兵们士气高昂，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魏国将领满宠可不是吃素的。他久经沙场，经验丰富，对于战场形势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当得知陆逊率军来袭时，满宠第一时间登上城楼观察敌情。望着那固若金汤的庐江城，他心中暗自思忖：此城城墙高耸、防御严密，若强行攻城，恐怕我方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满宠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反其道而行之。
满宠不仅没有选择加强对庐江的防守，反而果断地下令整顿军队，然后带领着他们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奔赴杨宜口一带布防。他深知，与其被动地等待敌人来攻，不如主动出击，抢占战略要地。这样一来，既能打乱敌军的部署，又能为己方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陆逊这边很快就得到了满宠行动的消息。当他听闻满宠放弃防守庐江而转往杨宜口时，心中不禁一沉。他意识到，如果继续强攻庐江，很可能会陷入魏军的包围之中，届时后果不堪设想。经过短暂的思考，陆逊当机立断，下达了撤军的命令。
随着军令的传达，原本气势汹汹的吴军开始有条不紊地撤退。他们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庐江城外。虽然这次进攻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但陆逊的果断决策成功地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没过多久，孙权在宫中又萌生出了一个全新的想法。他觉得如今东吴国力强盛，应当进一步扩大领土范围。于是，他想到了派遣部队前去夺取夷州以及珠崖等地。为了确保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孙权特意派人前往陆逊处征询他的意见。
陆逊接到询问后，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立刻伏案疾书，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详细地上奏给孙权。在奏折中，陆逊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计划。他认为，夷州和珠崖等地路途遥远、环境恶劣，且当地居民民风彪悍，不易征服。况且，当前东吴需要集中精力应对来自北方曹魏的威胁，如果贸然出兵远征，势必会分散兵力，给国家带来潜在的危险。当今之东吴，因长年累月的战火纷飞以及其他诸多因素，致使其国内人口已然呈现出颇为显着的折损与削减之势。倘若此时再轻举妄动地发起规模浩大的军事进击之举，那么极有可能会更进一步地加剧这一严峻态势，从而给整个国家招致更为沉重的负担以及难以预估的巨大危机。故而，若以长远眼光来审视当下局势，此刻显然并非出兵去夺取夷州以及珠崖之地的适宜时机。
于是乎，有人向孙权进言献策，提议他暂且收敛锋芒、韬光养晦，适度放宽赋税政策，凭借着凝聚民众之力以及秉持正义之道所激发出来的士气，逐步实现平定天下的宏伟目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如此恳切合理的忠言劝诫，孙权却一意孤行，丝毫不为所动，执意要挥师征讨夷州。最终，这场军事行动不出意料地以失败告终。
时间来到孙吴嘉禾二年（即公元 233 年）三月之际，孙权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以及将军贺达统率万名兵士出征，并筹备了数量充足的珍贵礼品，打算册封公孙渊为燕王。岂料世事难料，就在同年十二月之时，公孙渊竟悍然将张弥、许晏等一干人等尽数斩杀，还俘虏了多达一万余名东吴将士。此役过后，公孙渊不仅未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因其此番“壮举”得到了魏明帝的青睐与赏识，进而被授予大司马一职，并获封为乐浪公。孙权获悉公孙渊背叛盟约后打算前往征讨，陆逊上疏表示公孙渊的行径可恨但不至于兴师动众前赴讨伐，他建议孙权以国内外的强敌（魏国）为主，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孙权采纳陆逊的意见而退兵。
襄阳战魏
孙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权率军攻打魏国并进入巢湖口驻扎，准备集结号称十万的大军攻打合肥新城，同时派遣陆逊、诸葛瑾率领万余将士从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沔[miǎn]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攻打襄阳；将军孙韶、张承攻打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区）。但在秋七月，魏明帝曹叡乘船东征，同时魏将满宠又招募壮士焚烧吴国攻城的器械 ，并射杀孙权的侄子孙泰；孙权听说魏国大军已到，而东吴的吏士大多生病，于是就撤军返回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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