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崇祯皇帝如何利用东江镇的资源，来体现自己爱民恤民的仁君之色。
圣旨的颁下，使得移民辽东成为了国家政策，这可比东江镇的宣传和招揽强得太多。
而移民也为崇祯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逃入关在京畿地区安置的辽人，比如西北成千上万的流民，都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
辽人返乡，流民安居，在崇祯和朝臣看来，就是釜底抽薪，杜绝了祸患之源。
再加上三月的时候，陕西的农民起义军杀入山西境内，突破了陕西一省，呈现蔓延之势，更是不得不引起君臣的警惕和注意了。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崇祯愈发意识到辽东战事的拖累。如果不是军费太高，朝廷就能拿出钱粮赈济灾民，流民作乱又怎能愈演愈烈？
现在，祖大寿的三万多人马已经收缩回宁远，崇祯只把他们当作关门的缓冲，却对他们能平辽灭虏不抱任何希望。
所以，平辽的重任就不得不落在了东江镇身上。对于毛文龙的上奏，崇祯并没有多少犹豫便一一应允。
只要不花自己的钱，什么事情都好说。况且，还全指望着东江镇灭掉建奴呢！
只要能省钱，崇祯的智商就急剧下线，对后果考虑得很少。
本来想从东江镇购买火枪，可看到报价后，崇祯又询问了兵部、工部，便改成了由兵器局仿制打造。
可这钱却是万万不能省的，按照匠户的体制，上有贪腐官员，下有胡混日子的匠人，打造出来的火枪与明军畏之如虎的鸟铳，又能有多大的区别？
除了火枪，在徐光启和孙元化的建议下，打造红夷大炮也从计划付诸实施。
只不过，因为东江镇不稀罕，其他明军的用处也不大。孙元化负责打造的火炮，基本上都用来加强蓟镇和京城的防御。
如今的形势比历史上要好很多，京畿战乱的影响虽然恶劣，但最终的损失还不算太大。
被掳掠的老百姓返乡重建家园，朝廷也给予了一些资助赈恤，总算没误了春耕。人心逐渐稳定，局势也看似稳定下来。
但这只是表面，朝堂上因为建虏入冠、袁宗焕下狱而造成的地震，依然余波不断，争权夺利的大戏远未唱完。
史书上称之为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
谁让东林党拿着写史书的笔呢，他们的人个个都高风亮节，个个都廉洁清正。但实际上都是贪污腐败，寡廉鲜耻。
东林党再遭打击，这一幕何其相似？
天启帝初登基时，也是重用东林党，所谓“众正盈朝”。可等天启帝看清他们的嘴脸时，不得不利用宦官集体对东林党进行打击压制。
崇祯登基后，贬斥阉党，东林党又卷土重来。只不过，也就两年时间，他们又搞砸了。
一群只会打嘴炮的伪君子，狗屁不是的无能之辈。
这是郭大靖给东林党的评价，只看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在明末风雨飘摇、亡国不远时的表现，也就清楚知道东林党是个什么德性了。
东林党的领袖之一钱谦益，置豪宅、买名妓，最名因“水太冷”而名垂“青史”；
东林党的其他官员，不管是在职，还是退休，又有哪一个不是良田千亩、高宅大院？
北方水深火热，南方歌舞升平。而东林党还要为商人士绅鼓与呼，要朝廷别与民争利，加税增赋就往已经吃不上饭的农民头上压。
不仅是东林党，还有宗室勋贵，都是一路的货色。崇祯穷得尿血，厚着脸皮伸手要捐款，这帮家伙有金山银山，却不肯拿出些许的钱财救国恤民。
都说富人家的地缝，扫一扫也够穷人吃三年。
但是在宗室、勋贵、官绅、富商们眼里，他们一丁点的利益被损害，就犹如在他们身上割肉那么痛苦。
过惯了优渥日子，哪里又能过“勒紧裤带”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国家，还是百姓，都没有他们的一己私利更重要罢了。
对此，郭大靖早已看得通透，也在憋着劲儿，等到自己入主天下时，便要拿肥“朱”和为富不仁的王八蛋们开刀。
而远在京城的军情部的谍报人员，也进入了轮换期。有走的，有留的，有新来的，总的原则是缩减情报站点。
袁崇焕已经不复为患，朝堂上的事情，以及崇祯的行动，郭大靖不想管，也管不着。
而鼓励移民的圣旨一下，何贵忠就更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酒馆已经盘了出去，他收拾好行囊，便要和两个伙计兼手下前往秦皇岛，顺路押送一批牲口回辽了。
早早的，何贵忠便吃过饭，背着手在店里、院里转悠着。说没感情，那是假的。
这里是他付出心血，打出名号的店铺，每张桌子、每把椅子，他都曾擦拭过。甚至于哪张桌子上有什么样的划痕，他都知道得清楚。
耳边似乎还有酒客的喧嚣，鼻中还残存着酒肉的香味，热闹是热闹，赚钱也不是假的，可这毕竟不是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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