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蒋琬呢，与诸葛亮相比，更加寒酸——家无余财，月无余粮。
莫说那15顷薄田了，连桑树也无一株。全家人就指着蒋琬每月的俸禄过日子，而蒋琬又是一个大度的性子，每月的俸禄大半被他捐献出去，襄助他人，自己家每到月底都接不上口粮，老家人便不得不去借债救济，等下个月老爷的俸禄下来，连忙去还上个月的债务。
蒋琬经常给人讲这样一个故事，用以阐述清正廉洁为何难以持久——说有一个轿夫，早上出门时，天上才下过下雨，泥泞，而轿夫又穿了一双婆娘刚刚缝制的新鞋子，所以走路就十分小心谨慎，生怕踩到了泥水窝里。
但遍地泥泞，怎么可能不踩到？当第一脚踩下去脏了鞋子之后，轿夫一声叹息，便不再关注脚下，随意乱踩下去，没几下，两只鞋子便沾满了泥浆，再也看不得了。
蒋琬的故事浅显易懂，但最绝的还是他的好搭档费祎，总结为——尚书令脏鞋子理论。
蒋琬哭笑不得。
此时的蒋琬，拜大将军，尚书令，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封安阳亭侯，其职权之盛，便是放眼三国间，也少有人比。
但蒋琬的清廉到如此程度，却也是世所罕见。
蒋琬在蜀汉位居高位多年，家乡更有诸多族人来投，为了安置这些族人，蒋琬便在伊家湾涓水河右岸兴建了一条小街，让族人们和外来流民居住于此。
蒋氏家族和乡邻们集聚在这里，亦农亦商，俨然街市。于是这里便被人们称作是“蒋市街”。
此街，在2000年以后，依然存在。
蒋琬有二子，蒋斌蒋显，二人均已成年，但蒋琬却一直不予安排。一家人都挤在一个小宅院里生活，以至于两个儿子出门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穿，总是被人当做要饭的花子。
所以，蒋斌蒋显二人能不出门就尽量不出门。
也是费祎等同僚们看蒋家的日子实在过得恓惶煎熬，便私自做了些安排，将蒋斌拉出来在兵部做了一个郎中，由此，也得了一份还算过得去的俸禄。
而蒋斌也因此能够经常扶助一下家人，特别是弟弟蒋显，基本上能够做到出门不再穿破破烂烂的衣衫了，不再被人家当做流民花子对待。
但与其他豪富子弟相比，依然与花子无疑。
也因此，堂堂的尚书令大人的儿子，在纨绔子弟圈子里，竟然没有一点影响力，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蒋琬可不仅仅是靠清廉维持名声。
在他执政期间，蜀国政通人和，经济复兴，更修正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改变“无岁不征”的局面，使得“边境无虞，邦家和一”，尤其是其“以安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永远垂范后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社稷之器”。
蒋琬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宽宏大量。
东曹掾杨戏平常不太爱说话，顶头上司蒋琬与他交谈公事，杨戏不做答，于是有人对蒋琬说：“你和杨戏说话，杨戏居然不做回应，其傲慢姿态，非严惩不可警戒旁人。”
蒋琬却说：“人心各有不同，各如其面，表面上顺从而背后反对，是古人所诫的。杨戏若是违心赞赏我，则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若是公然反对我，又怕将我这个上司的不对彰显于众，所以他默然不答，杨戏实在是个诚实的人啊。”
督农官杨敏曾经恶意毁伤蒋琬：“蒋琬做事糊里糊涂，实在不如前人。”有人将此话告诉蒋琬，司法官也觉得可以以此治杨敏的罪，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前人，所以杨敏说的对。”
司法官听到蒋琬这样说，便问蒋琬什么事做得糊里糊涂，蒋琬说：“他所说的不如前人，就是事情处理的不当，事情处理的不当就是做事糊涂，有什么好问的？非要探究下去，就很容易在为治杨敏的罪而找理由。”
后来，杨敏犯罪入狱，大家都以为杨敏必死，但是蒋琬却依法办理，没有因此给杨敏加罪。
小心自可襄诸葛，大度尤能恕二杨——这是后人对于蒋琬一生品行道德的高度概括与赞誉。
费祎说蒋琬府邸没什么好花心思这事情，一点不假。
就蒋家那个小院落，一眼即可看穿，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人也不多，就老妻少子一老仆，甚至连家丁护院都没有。
为了保证尚书令大人的安全，不得已，尚书府只好在其院落旁边又租了几间民房，安插了一些护卫住下，予以安保。
“公琰，由此观之，”费祎严肃地看着桌面上的那些地图残片，“咱们的安保过于大意了，司隶校尉府，早已名存实亡，有等于无，这成都城内的治安，还不如全部交给中军府算了。”
费祎说的“司隶校尉名存实亡”这个事情，在蜀汉帝国内部并非没有先例。
因为帝国领土过于窄狭，很多重叠的府衙都名存实亡，一人身兼多职是常态。
另外一个现象，也是蜀汉独有的，便是领官。
比如当年庲降都督府李恢领交州刺史，魏延领凉州刺史……都不过是一个虚衔而已。那些领土都不在自己疆域内，却不得不先让部分人“领”了去，也就是个名义，虚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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