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副总，同志们，”苏永强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放缓的、沉痛的节奏，透出与年龄和地位不相称的虚弱，“南乐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酿成如此惨痛的悲剧，作为省委班长，我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也像是在等待这番话在每个人心中沉淀。
“首先，是我驾驭全局的能力不足，对省内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风险的严峻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判断失误。尤其是在离开北川，去京都看病期间，没能更好地统筹好班子的力量，没能及时发现并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
他这番话，看似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姿态低到了尘埃里，却巧妙地将“班子力量”“工作偏差”这些模糊的概念点了出来。
接着，他话锋极其细微地一转，像是无意间的补充，“我承认，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思想上也有些求稳怕乱，总想着‘稳定压倒一切’，希望能用更温和、更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解决北川积累下来的问题。对于一些……嗯……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思路和力度较大的政策调整，虽然在原则上支持，但在具体落实的节奏和力度的把握上，可能……没能很好地结合我们北川发展阶段和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
他始终没有提郑国涛的名字，但“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思路”“力度较大的政策调整”“没能结合北川实际”，这几个词组像几根无形的针，轻轻地、却精准地扎向了坐在他旁边的郑国涛。
苏永强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疲惫地说：“说到底，还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也给高副总您添了麻烦。我接受组织的一切批评和处理。”
他把“球”踢了出去，用的是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他用自己的“老迈”和“求稳”作为盾牌，将“激进”与“脱离实际”的标签，稳稳地贴在了郑国涛主导的政策上。
这番以退为进，堪称老辣。
轮到郑国涛了。他感觉喉咙有些发干，会议室空调的温度似乎开得太低，让他后背泛起一丝寒意。
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声音保持平稳，但仔细听，仍能察觉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
“高副总，永强书记，南乐事件，教训极其深刻，令人痛心。作为省长，我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特别是在关停小煤矿、推动能源结构转型的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我们省政府层面，可能……存在急于求成、工作方式简单化的问题。
对政策落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连锁反应和风险，预估不足，预案不充分，对基层干部和群众面临的现实困难，体察不够深入，关怀不够到位。”
郑国涛承认了“执行”层面的问题，这是无法回避的。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虽然依旧沉重，却带着一种执拗：“但是，高副总，我认为，北川资源型城市转型、淘汰落后产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这是符合国家战略导向，也是北川长远发展的唯一出路。也是和步云同志之前推进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绿色发展一脉相承的。但是改革的阵痛……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他似乎想引用一些数据和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但看到高隆那深邃得不见底的目光，最终还是把那些话咽了回去，只是强调：“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和个别的极端事件，就动摇转型的决心，就否定规范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因噎废食，只会让北川失去未来的机遇。”
他的这番话，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刚刚发生过灭门惨案、舆论滔天的当下，却显得格外苍白，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他像是在对一个只需要逻辑和数据的学术委员会做报告，而不是在向一个需要立刻平息事端、安抚民心的上级领导做检讨。
胡步云恨不得把一杯茶泼到郑国涛脸上去，尼玛这时候你提我干啥，把我绕进去干啥。尼玛我的经济转型、绿色发展，和你不顾实际、罔顾民生，在规则的外衣包装下大行形式主义是一回事吗？我是人治法治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一切基于北川的实际、基于北川的高质量改革发展好吗？
你特么的怎么就和我一脉相承了？
难道你捅这么大娄子还得我来背锅？你这想法也太小儿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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