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步云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彭家远和韦光荣连声答应。
回程的路上，车里异常安静。
郑国涛看着窗外飞逝的、依旧贫困的山村，心情沉重。
郑国涛看到了问题，但胡步云展现出的对基层症结的敏锐洞察和处置复杂问题的果断，让郑国涛印象深刻。
那种基于对北川深厚了解的“土办法”，在某些时候，比他的“标准流程”更直接有效。
他原本准备了一肚子关于“规范旅游开发流程”、“建立民生资金直达机制”的建议，此刻却觉得，在这些盘根错节的现实面前，那些建议显得有些苍白。
胡步云闭目养神，心里也并不轻松。叫停一个投资数亿的项目容易，但后续的烂摊子如何处理？被征地的农民补偿不到位怎么办？长乐的发展出路到底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更系统的解决方案，绝非一次调研、一个命令就能解决。
他感觉到，郑国涛在这次调研中，态度是真诚的，也在努力理解和适应北川的复杂性。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也正是胡步云想要的。
当晚，在长乐市政府的接待酒店，简单的晚餐后，胡步云和郑国涛都没有休息，不约而同地来到酒店的小会议室，让人找来了长乐市更详尽的资料，包括财政收支、人口结构、产业布局、生态红线图。
两人对着地图和数据，讨论了很长时间。
郑国涛指着财政报表：“转移支付占比过高，自身造血能力太弱。必须培育可持续的税源。”
胡步云点着生态红线图：“大部分区域都在红线内或边缘，发展工业受限。只能在绿色生态产业上做文章，旅游是一方面，但不能再搞那种破坏式开发。我看要重点扶持像宣丰茶叶这样的特色农产品，搞精深加工，提升附加值。还要利用好山区的气候条件，发展数据中心之类的绿色数字产业，这方面国涛省长你是专家。”
郑国涛沉吟道：“数字经济对基础设施和人才要求高，长乐短期内难以承载。不过，农产品溯源、智慧旅游平台这些，可以先行先试。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公平、透明、能让农民真正受益的利益联结机制。我建议，可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各类合作社、农业公司进行信用和绩效评估，作为政策扶持的依据。”
“这个思路好。”胡步云表示赞同，“把规矩立在明处，让市场来筛选。政府的作用是搭建平台，制定规则，加强监管，而不是直接下场干预经营。”
两人就如何整合省级资金和政策，精准投向长乐的教育、医疗、产业短板，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避免“养懒汉”和“垒大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争论时有发生，但目标是一致的：为长乐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
这种基于实地调研和共同目标的讨论，比在省政府会议室里空对空的汇报，要务实和高效得多。
直到深夜，两人才各自回房休息。
翌日，调研继续，前往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这里民风更为淳朴，也更为闭塞。
矛盾焦点集中在山林权属和传统习俗与现代管理的冲突上。
在一处林地纠纷现场，几十名村民围住了调研车队，要求见省里来的大官，反映村里与邻村的山林界限不清，以及自然保护区划定后，他们祖辈采摘山货的区域被划入核心区，断了重要收入来源。
场面一时有些混乱。当地干部上前解释、劝阻，效果不大。
郑国涛第一次直面这种群体性场面，脸色凝重，下意识地看了看旁边的安保人员。
胡步云却示意安保人员后退，他主动走到村民面前，接过他们手里皱巴巴的，甚至有些脏污的材料，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对带头的几位老人说：
“老人家，我是省委副书记胡步云，这位是郑国涛省长。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听到了。山林权属是历史遗留问题，需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来解决。保护区管理是国家政策，目的是为了子孙后代，但老百姓的生计也确实要考虑。”
胡步云没有空泛的承诺，语气平和而坦诚：“这样，你们选几个代表，把详细情况和诉求写下来，交给彭书记。我在这里表个态，回去后，我会亲自督促省自然资源厅、林草局和民宗委组成联合工作组，下来调查核实，一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答复。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政府，依法反映问题，不要聚集，不要影响正常秩序，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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