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邓无言率领的万余汉军精骑卷起东北向的烟尘，疾驰奔赴临淄的同时，那几封盖着汉王姬长伯金印、以“天下伯主”名义发出的紧急盟书，也如同投石入水，在绳池盟约各中原诸侯国的朝堂上，激起了层层涟漪与暗涌。
宋国，商丘。
宫室虽不如临淄、郢都那般恢弘，却也庄重典雅，透着殷商遗风与周礼交融的独特气息。
时值壮年的宋公（后世的宋襄公)端坐于殿上，冕旒后的眉头紧锁。
他面前摊开的，正是姬长伯言辞恳切又隐含威势的伯主令，以及斥候加急送来的、关于燕军大举南下围困临淄的详细军报。
“诸卿，”宋襄公的声音平稳，却带着沉甸甸的分量，虽然他的儿子也在临淄，但是身为君主，当以国家社稷为重，“汉王以伯主之名，召天下诸侯共救齐难，以维绳池之盟。燕人无道，悍然兴兵，欺凌盟友，其志非小。齐若倾覆，燕骑下一个目标，恐就是我中原诸国了。”
殿下一片寂静。宋国朝堂之上，对汉国的态度本就微妙。
一方面，汉国崛起，压制了北方的晋、燕，客观上为包括宋国在内的中原诸国提供了庇护，绳池之盟也确实曾带来了长久的安定。
另一方面，汉国“伯主”之位日益巩固，对中原事务影响力日增，宋襄公内心深处，未尝没有重现先祖殷商的荣光、主导中原秩序的抱负。
更何况，宋国北境与齐、鲁接壤，与齐国有姻亲之好，商贸往来频繁。临淄若破，燕国兵锋直指中原，宋国首当其冲。
大夫公子目夷（字子鱼）率先出列，他是宋襄公的庶兄，以智略着称：“君上，于公于私，于盟约于利害，我国都当出兵。首先，燕军虽众，然长途奔袭，师老兵疲。汉伯主已发兵，若我宋国能迅速响应，与汉军携手并进，或可解临淄之围，更能彰显我宋国乃仁义守信之邦，在中原诸侯中确立威信。此乃‘尊王攘夷’之实举，亦是积累‘霸业’之资。”
另一位大夫公孙固却持谨慎态度：“目夷大夫所言固然有理。然我宋国兵甲，素以车兵、步兵见长，骑兵非我所善。仓促间能调集的精锐车卒、徒兵，不过两三万之数。燕军铁骑闻名北疆，野战恐难争锋。且我国东境与鲁国有隙，南境需防楚人余孽，国内粮秣储备经去年水患亦非充裕。倾力以赴，风险极大。不若……先遣使往鲁、卫，探听其意向，再做定夺？或可先派一部偏师，以为声援，观局势演变。”
目夷摇了摇头，“我宋国新军早已入齐作战，公子王臣跟随齐王一同攻入临淄，子偃大夫虽然被困石坪，但主力尚存，燕军主力一时难以从临淄抽身南下，此时只要我宋国坚定战意，动员国中主力北上，只要争取月余时间，汉军主力必定能击溃燕军！”
宋襄公的目光在两位重臣之间逡巡。他素有仁义之名，重信守诺，对“盟主”之召，从道义上难以推拒。
但作为一国之君，他又必须权衡现实利弊。他想起父亲宋桓公晚年对中原局势的忧虑，也想起自己继位时“光大宋室”的誓言。
同时，自己最宠爱的儿子，那位柔弱的公子王臣竟然真的攻入了临淄城，他是真的没想到，本来只想让儿子历练历练，如今却发现儿子比自己还优秀。
父亲的叮嘱和儿子的安危，让这位仁君下定了决心。
最终，他缓缓开口，声音坚定了几分：“寡人尝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宋国既与汉、齐等盟于绳池，岂可见危不救，失信于天下？公孙大夫所虑亦有理。这样吧，目夷，由你即刻调集国中精锐车兵五百乘，甲士徒兵两万，并筹措粮草。同时，遣快马告知鲁侯、卫侯，言明我宋国将遵伯主之令，发兵救齐，邀其共举义兵。大军三日后出发，先至宋齐边境陶邑集结，视燕军动向与汉军进度，再定行止。国内粮秣统一调度，以支军需。”
“君上圣明！”公子目夷领命。
鲁国，曲阜。
鲁国的宫室更为古朴，周礼气息最为浓厚。
鲁侯（后世称鲁僖公）接到盟书和军报后，连夜召集三桓（季孙、叔孙、孟孙）及主要卿大夫议事。
季孙行父（季文子)面色凝重：“君上，燕军南下，齐侯求援，伯主有令，按礼、按盟，我鲁国不可坐视。然则……”他顿了顿，
“我国去岁方与北齐有小隙，虽已和解，但军民心中未必全无芥蒂。且我国兵力，长于守御礼制之城郭，短于野战长途奔袭。倾国之力北上，若有不测，国内空虚，恐生变故。”
叔孙豹接口道：“季孙大夫所言甚是。况且，临淄距我鲁国尚远，中间隔着泰山、济水，驰援不便。不若……我鲁国可多输粮秣、箭矢，资助前线石坪的宋国子偃，以示遵从伯主、不负盟约？或派一支礼仪之师，人数不必多，但旗帜鲜明，以表我鲁国‘尊王’之心？”
孟孙蔑（孟献子）则更直接地提到了现实威胁：“君上，我国西、南境与汉、宋接壤，近年来宋襄公颇有雄心，不得不防。南面邾、莒等小国虽附，亦需兵力镇抚。全力救齐，恐非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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