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浮华交会”之风的盛行是由多种原因综合而形成的。
孟子云“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首先便是因为士人有极大的参政热情。察举制下，势必会出现“以名取士”的情况，为求名誉，所以士人们就热衷於交游，相互标榜，至有不愿交游的竟会成为另类，比如章帝时的鲁丕就因“杜绝交游”而使“士友常以此短之”。
其次，本朝初时，“浮华交会”还多只是表现在不专注儒业，互相交援求名，以求出仕，而随着宦官、外戚轮换专权，政治环境渐不利於士人之后，士人出於“以天下为己任”的本能，交援求名的活动便逐渐转变为品评人物、议论时政，遂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团体，也即“结党”。
以上两条是本朝的政治环境造成的原因，此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
文化上的原因也可略述为两条。
首先，是政治对文化的影响。
汉家制度，本以经学取士，谚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而随着“以名取士”现象成为主流，并及政治日渐腐败，通经致仕的道路又遭到断绝，那么，经学对士人们的吸引力自就不比以前，与其埋首典籍，孜孜不倦，不如交游结党，聚众造势，从而通过舆论来提升自己的名望，得到入仕的机会，同时品核公卿、臧否执政，亦达到影响、甚而左右朝政的目的。
其次，是经学内部本身的缘故。
“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地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严守师法、家法使学生思想保守，缺乏创新，这就使经学失去了自身更新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对经学典籍内容的注释、解说越来越繁琐，“说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甚至“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如此细碎、“妄烦”的注释、解说，也使经学的发展失去了活力。
士人们的“浮华交会”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这种繁琐经学的革命，是一种士人们摆脱传统经学束缚的思想解放潮流。——发展至魏晋，乃有玄学之大兴，“竹林七贤”的放荡形骸，固有海内兵乱，朝不保夕之因，究其滥觞，未尝不是对经学革命、对解放束缚之发展致使。
综上四条原因，政治、文化各方面交汇在一起，遂乃有了当今士人“浮华交会”之风的盛行。
浮华交会有其进步、积极的一面，然对一个政权的统治者而言，也有其反动、消极的一面。
如荀贞、曹操等，包括袁绍、张邈等，可以说都是浮华交会的获利者，他们虽俱出自名族、豪家，可名族、豪家的子弟多了去了，正是通过浮华交会得到了好的名声，他们才能更轻易一点地就从众多的名族子弟、各地士人中脱颖而出，进而得到了创基立业的机会，可当他们创基立业之后，浮华交会却又会成为制约他们、以至阻挠他们进一步发展势力的阻力。
在原本的历史中，曹操因此而杀掉了不少的“名士”，在他写给孔融的警告信中，他写道“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杀气溢出纸外，事实上，不止曹操杀，刘表在荆州也杀了刘望之，荆州士人由此而“皆自危也”，刘备在蜀中也杀了彭羕、张裕等，杀张裕时，诸葛亮上表为他说情，刘备答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锄”，虽是芳兰，可生长在门户中，妨碍进出，也只得除掉，孙策在江东就更不必说了，他族姓不显，远逊刘表等，为稳固政基，更是大杀四方，血流成河。
说到许劭身上，原本历史中，他到徐州时，是陶谦主政，陶谦虽没杀他，对他“礼之甚厚”，可许劭却不能自安，对他的徒众说“陶恭祖不是真的待我好，我不如去之”，遂去了扬州改投刘繇，而当他离开徐州后，陶谦即收捕了寄居在他那里的宾客。可见，陶谦对许劭这等浮华领袖也是存有忌惮的，只是迫於徐州的外压，为不使徐州士人离心而才没用痛下杀手。
和曹操等一样，荀贞对“浮华交会之徒”也是有警惕的，不止是因为他意识到随着他势力的增强，一些浮华交会之徒必会成为他扩权、集权的阻力，并且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缘故。
他认为:浮华交会是导致魏晋盛行清谈的一个缘由，清谈之风的盛行，又导致了许多“名士”徒有其名，无有其实，譬如现今的青州刺史焦和，名气很大，没有一点实干之才，没一点干才就又导致了西晋之灭亡，五胡之乱华。被石勒杀掉的西晋之清谈宗主王衍在死前叹道:“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他的这句感叹，荀贞自是不知，但对西晋的结局荀贞却是知道的，所以他更早地就察觉出来了“祖尚浮虚”的大弊。
虽是察觉其弊，可若想从源头上，也即时下“浮华交会”之风这里扭转却实不易。
杀掉几个浮华交会的领袖，或可以稳固权力，却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此风，唯有从根本下手，所谓根本，便是前文所述的那四个造成此风的政治、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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