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过：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甚至还不及牛马；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叹息的时候，然后再给予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这个道理在管理底层读书人对选官制度的期待值上，同样有效。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底层读书人，都是见识过宋明以后那些“秀才、举人都得是一级级考出来”的制度的。
那么再让他们回头来看李素如今实施的这种、与隋唐仿佛的“举人以下可以地方上随便包办操作，只有最后一级中央考试公平公正”制度，底层读书人肯定会忿忿不平，肯定会想要更多。
但这个世界上的底层读书人并没有见过做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只见过猪狗级别的待遇，所以给他们牛马的价格，已经是循序渐进的进步，所有底层读书人都歌功颂德。
最后中央这一级，好歹还是要考试考一考的，已经比原先全部由地方官随意暗箱操作一举到顶好多了。
反对的，只有那些原本一举到顶的既得利益者，而他们的反对，还要经过朝廷的分化拉拢，具体情况具体针对。
自从七月过半、科举制度草案的敕命下发之后，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关中各地已经基本传达到了县乡级别。到八月中旬，凉州和益州地方上，县一级基本上也能收到消息。
关中地区得到信息快，反应自然也快。这不，仅仅七月底，第一批想要提反对意见、至少是暗中不满的人，已经要冒出来了。
法正的反应也非常迅速，他很快发现了最容易出事儿的位置所在：
三辅之中，京兆尹还是比较安分的，因为“京兆韦杜”都被收拾过了，而且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真没人敢闹事。
左冯翊地区，因为河东卫家被收拾，剩下的世家大族实力不够，也处于观望状态。想看看三辅其他地方有没有人闹，要等别人当出头鸟，风向有所可为，再考虑争取更好的条件。
所以，九月底的时候，第一个有提意见和闹事倾向的，反而是右扶风地区。
陈仓、郿县、槐里、美阳等地，多多少少有些家族想设法拖延秋税征收、或者组织治下百姓暗暗徭役怠工、或者破坏地方治安，多闹点事情，总之不是那种明着反叛的不合作。
明着反叛肯定是死，那是没人敢的。
而汉末时世家豪强威胁地方官、让太守举他们家的人，常用的威胁手段就是“你不举我们家的人，就让你不能准时收上税来。或者让你治下每天发生杀人越货的案子，让你的政绩崩溃”。
其中世家主要靠前者，豪强主要靠后者。（常说的“打击土豪劣绅”，土豪就是豪强，劣绅就是世家。前者对应帮会社团，后者对应公知大V）
这些不让官府抓到直接把柄的软刀子，还是非常好使的，地方上有的是办法拖延行政效率，毕竟古代统治没那么精细，皇权不下县的事实肯定得承认。
于是乎，农历七月底原本是秋收即将结束，秋税征收工作即将开展的时候，右扶风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徭役和收税的拖延，让今年新接替法正担任右扶风长史的杜畿，很是郁闷。
杜畿毕竟是“京兆韦杜”的一分子，哪怕是杜家当中跟朝廷合作态度比较好的，那也依然是世家，收信任程度肯定不如其他刘备的嫡系文官亲信。
而且杜畿投奔刘备阵营，也就是194年秋收的时候，当时距离李傕覆灭、关中光复没多久，如此算来，杜畿投奔刘备求官做，也不过三年而已。哪怕出于笼络本地真心投效家族，三年给他做到郡长史，已经很优待了。
不过杜畿这种人，哪怕到将来天下统一，也就是个郡守之才，十年八年内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能把一方地方治理清净就不错了。
法正了解到杜畿面临的问题后，假装跟朝廷请了半个月假期，把廷尉正的活儿交给其他人暂代，他要回一趟郿县老家“探亲”。
法正的家族法家，算不上右扶风多强的世家，但在郿县周边这一亩三分地上，始终是没有人能挑战他们的。法正的父亲如今年近五旬了，被刘备调到陇西当太守，否则要是法家人当右扶风一把手，这儿这点破事早就搞定了，根本没人敢反抗。
但刘备要推行变法，也不能光考虑一个地方的支持率，所以不能把所有资源集中使用。陇右之地此前同样清洗力度比较小，需要有人压制。
法正回到郿县后，就遇到了闻风而来郿县视察工作的杜畿，然后杜畿非常上道地顺路上门拜访。
“见过廷尉正。”杜畿态度很是客气。
法正让家中婢女摆下待客的酒食，皮笑肉不笑地先敲打警告：“杜长史客气了，我不过是回乡探亲，听说秋税该上来了，扶风这边的进度，可是比京兆和冯翊要差一些。
这是拖三辅后腿的事情，陛下刚刚践祚一个月就这样，不想闹得难看，你们自己想办法大事化小吧。今冬可能要跟袁绍重新动兵，荆、益钱粮北上支援不易，就指着关中一家的粮食支撑跟袁绍之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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