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异时空里明朝不仅遥控“小弟”葡萄牙搅乱西方世界，而且还对美洲大举移民同化印第安人。
在异时空，虽然明朝大举移民美洲大陆，但不会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般“败家”，即用武力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甚至用感染了“天花”、“伤寒”和“梅毒”的毛毯、衣物、碗勺等生活用品来大规模谋杀印第安人，而是通过租赁、合营、买卖等方式获取土地。
因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发展程度总体不高，即便有“玛雅文明”等“逆天存在”，但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几乎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就连“生铁”都不懂冶炼，“青铜器”的使用率很低，总体上还处于“新石器时代”。不过，让人感觉不可思的是，这些印第安人不仅精通天文历法和巫医卜算，而且还善于银器的制造。
于是，印第安人部落向当地明朝驻军和移民的“出口”就由最初的貂皮、草药、粮食、牲畜、麻布等生活用品转换成了各种金、银器物。再加上明朝故意用大量手工产品、服装和酒精对各地印第安部落进行倾销，贿赂印第安酋长，使得印第安人的财富快速转移到明朝手中，尤其是美洲盛产的白银几乎全归明朝！
如此一来，明朝就掌握了世界上绝大多数财富，终于逐步就转了早年因依靠把“重晶石”幻化成“白银”来流通于世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早期发行的“假钱银两”实在太多，即便先后经过十几年的高息回收，依旧不能杜绝“假钱”流通域外的尴尬，这就逼得明朝在向外扩张时，重点以掠夺白银为主，免得“信誉崩塌”。
之所以说如果明朝“假钱”不收回来就会引发“信誉崩塌”，是因为“官银”底部都有“铭文”与“图案”，很难作假。于是，明朝决定用自己巨大的经济体量，把当年与自己做“朝贡贸易”的海外藩属国经济把控起来。
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明朝以“朝贡贸易”为幌子，鼓励民间客商去南洋各国进行抄底活动，通过大量收购或低价贱卖来搞乱市场秩序，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尽量让其为明朝的国内市场提供单一的大宗产品，比如稻米、水果、蔗糖、剑麻、木材、煤炭、铜铁、鱼虾、牛羊，甚至人口，并以此来掌控其经济命脉。
于是乎，明朝的众多富裕海商们便将当地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系统逐渐控制后，便能将自己的财富随时转移回国内，或是把金银、珠宝、玉器等“硬通货”深埋地下保值，或是将其拿到朝廷开办的“大明钱庄”和“大明典当”做一些存款、抵押、变卖等业务，还能享受每年5%的存款利息，或干脆捐一个“流官”来当了。
由于此时空的明朝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实行“流官制”与“土官制”并行之策，因此有不少乡绅士族或豪门望族在吃到“时代红利”与“政策红利”后，决定“捐钱买官”规避“科举考试”。不过，这种“花钱买来官”品级一般不高，只能做一些“县令”（县太爷）之类的“九品芝麻官”，而想要进入中央政权，还得先“考取功名”才行！
其实，这也是崇祯帝为了回收“假钱”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之举，毕竟“发行假钱”一时爽，但是其“后遗症”却很严重。当然了，明朝设有极其发达的“特务机构”和强有力的“特务机关”，只要这些拿钱买官弄来的“县太爷”、“父母官”被人举报“贪赃枉法”，就会立刻收到“司法调查”，影响恶劣者由“特务机关”接手处理。
然而，这对于花了几千甚至上万两银子“捐”来的“官”可是个“香饽饽”，虽然在内地不敢公然挑衅《大明律》和《大诰》的权威，但在明朝的“海外殖民地”却是很吃得香，因为“天高皇帝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于是，在此时空的明朝对外扩张过程中，往往最积极的并非朝廷官吏中的大官、各部将领和底层百姓，而是这些“消息灵通”的富商巨贾、豪门望族和乡绅士族，毕竟只要捐钱买官就能申请去“海外领地”一展“抱负”，谁不想呢？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山高皇帝远，任由己发挥！先把本钱赚回来再说吧！
当然了，这对于异域臣民来说，也却是需要“主体文明”来潜移默化的，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有自己的固定思维、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只有通过长期交流和深刻对比，才知道孰优孰劣。于是，原本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发现自从沦为葡萄牙和明朝的“贸易附庸”后，自己的日子越发艰难。
与此同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臣民们也渐渐发现自己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苦，因为“苏丹”（国王）为了彻底击败北方的强敌，已多次提高赋税用来向明朝购买大量军火，尽管最终获胜。
这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北伐中占领了“黑海”沿岸甚至东欧平原，不仅获得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和黑土地，而且还俘虏了大量的沙俄士兵来做奴隶。与此同时，大量斯拉夫妇女也遭到绑架和贩卖，用来偿还所欠“明朝”的巨额“军费”。当然了，崇祯对此照单全收，将男性俘虏阉割做仆役，将女奴赏给边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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