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萧家，天监元年（502年）的建康城还带着前朝末年的硝烟气。叔父萧衍刚登基，改国号梁，满城都在议论这位新皇帝会如何收拾齐朝的烂摊子。父亲萧懿那日抱着我去宗庙祭祖，手指叩在香案上梆梆响：“这孩子生在梁朝头一年，命里该有份担子。”这话我五十年后被困在北齐军营里才咂摸出滋味——生在皇族，担子从来不是自己选的。
小时候住在东府城，青石砖缝里长出的野草都比别处精神。父亲总穿一身绛色官服往台城跑，回来时靴底沾着御道上的朱砂土。我八岁那年，他指着宫墙上新刷的漆对我说：“你叔父要修同泰寺了，七层浮屠的木头从湘州运来，比城墙还高。”那时我以为天下就该是朱墙金瓦的样子，直到后来侯景的骑兵踏碎了建康城的琉璃瓦，我才知道这世道比寺里的泥菩萨还脆。
普通七年（526年），父亲病逝。灵堂里白幡被风吹得扑棱响，我跪在蒲团上盯着棺材缝里渗出的松香味发呆。叔父萧衍亲自来吊唁，手掌压在我肩头沉得像块铁：“你爹替朕挡过刀，萧家的男儿该有这份骨气。”那年我二十四岁，第一次看清叔父眼角的皱纹里嵌着血丝——他刚下旨北伐，三十万大军正在长江北岸集结。
太清元年（547年），我在会稽当太守，治所后院的青苔长得比公文还厚。某日驿马惊了半个城的狗，信使攥着染血的帛书冲进前堂：“侯景反了！”案上的茶盏被震得跳起来，茶水在羊皮地图上洇出个狰狞的轮廓。那年我四十五岁，连夜带着三百亲兵往建康赶，半道就听说台城被围，朱雀航的浮桥烧了三天三夜。
躲在山阴县农舍那半年，我总梦见朱雀门前挂着的人头。有次惊醒时碰翻了陶罐，守夜的佃农老张举着油灯进来：“贵人怕是被江边的鹧鸪惊着了。”我盯着他裂口的草鞋不说话——当年我穿着云头履从这户人门前打马而过时，何曾想过会蜷在他家稻草堆里啃冷馍？老张的儿子去江边捞鱼，回来时说看见北府兵的旗子漂在芦苇荡里，穗子都泡烂了。我把最后半块玉佩塞给他：“劳烦换斗黍米来。”他捏着玉佩直摇头：“这年月，玉不如铁。”
承圣三年（554年）江陵城破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广陵刺史府里磨墨。砚台里的水晃得厉害，笔尖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西魏人把梁元帝捆在囚车里游街，听说他怀里还揣着烧剩的《老子》帛书。王僧辩的使者半夜叩门，烛火照得他铠甲上的血痂发亮：“北齐要借您的名头立个幌子，去不去？”我盯着案头的青瓷笔洗，里头泡着去年重阳摘的茱萸。五十三岁的老头子当皇帝？这话听着比侯景当年说要效忠梁朝还可笑。可当夜刺史府外马蹄声就没断过，北齐的使节带着两百甲士在廊下站成两排，刀鞘上的铜环叮当乱响。
永定元年（557年）被赶下龙椅那日，建康城飘着细雪。陈霸先的兵卒撞开宫门时，我正往暖炉里添最后一块炭。领头的校尉靴底带着冰碴，佩刀“当啷”一声砸在玉阶上：“请陛下移居别院。”这话说得客气，可我瞧见他身后的士卒在扯帐幔上的金线——三年前他们也是这么闯进江陵城的。我掸了掸袖口沾的炭灰，忽然想起当年北齐使节送我登基时的排场：十二人抬的步辇压过御街青砖，金线绣的龙纹在日头底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如今连件像样的裘衣都没让带，雪粒子顺着领口往脊梁骨里钻。
被关在西州城的第三年，我学会了用苇杆在墙上画正字。看守的老卒姓吴，年轻时在侯景帐下当过马夫，有回喝多了拍着栅栏说：“你们萧家人命硬，侯大王当年把秦淮河都染红了，愣是没杀绝。”我数着墙上的划痕没接话。一千一百三十七道，算上闰月正好三年整。那天晌午，老吴醉醺醺踹开门，棉袍襟子上沾着酒渍：“你堂侄萧庄在郢州称帝了！”窗棂外探进半枝野梅，花瓣落在砚台里，倒像滴了三年前北齐使节袍子上的血。
那方洮河砚还是我在广陵当刺史时得的。记得那年秋汛，江边渔村淹了十七户，我带着府兵去筑堤，老里正哆哆嗦嗦捧出个布包：“祖上在陇西贩过马，就剩这点念想。”后来北齐将军高洋来巡视，盯着案头的砚台直咂嘴：“南人就是风雅。”我当夜就让人把砚台送他营里去了——乱世里最不值钱的就是风雅。结果隔天高洋又派人原样送回，砚底多了行刻字：“借砚观火”，墨迹都没干透。
陈霸先的人马围住建康那年，城里米价涨得比宫墙还高。有次我去太仓巡视，看见管库的老吏在墙角煮粥，陶罐里飘着半片烂菜叶。他见了我慌忙跪倒，粥汤泼在青砖上滋滋响。“煮稠些，夜里冷。”我解了腰间玉佩扔给他，转身时听见他嘀咕：“这年头玉佩不如半斗黍米。”后来城破时，听说那老吏抱着粮仓钥匙投了井，井沿上还卡着半截断了的玉带钩。
被关进西州城头个月，夜里总听见江上船工的号子。有回忍不住问送饭的哑仆：“这声气能传到哪？”他比划着说城西三里就是渡口，北边来的盐船都在那儿卸货。我忽然想起四十年前在会稽，见过赤膊的纤夫背着碗口粗的麻绳，脊梁晒得黑红发亮。那会我还是锦衣玉带的太守，哪想得到有天会羡慕这些苦力人的自在。哑仆临走时从怀里掏出个烤芋头，比划着说是他娘给的。芋头皮上的焦灰沾在袖口，倒像当年宫宴时溅上的墨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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