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给西夏财物，泱泱大宋竟沦落至斯，总是叫人难以释怀。还美其名曰为‘岁赐’，真正是面子大过天呢。”
他稍稍加重语气：“一定程度上来讲，给辽和西夏岁币确实减轻了两国对边境的侵犯，促进了国家的和平和民族交往。但也正是这种用钱买来的和平最易麻痹，让我朝变得非常安逸。正是这种安逸，也让我朝逐渐失去了野心和危机感，让我宋人逐渐失去了血性，这才是最坏的结果。”
末了，他如此总结：“亚圣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当铭记于心。小子以为，我大宋理应反思得失，且当此前种种是天将降大任的磨砺，知耻而后勇，犹可作为也。”
自始至终，他的语速不疾不徐，语调平缓，眼眉低垂，也不去看其他人，只像是陈述平淡无奇的事情，与己无关。
但听者却是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良久，苏轼凝视着王棣，语气凝重：“你，主张用战争解决争端？”
“不，我不是好战分子……”王棣轻轻摇头：“战争，只是谋求和平的一种手段。”
“只是，和平谈何容易？”他笑了笑，说：“就好似两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少年，有些矛盾摩擦，一言不合就开打。结果呢，自然是拳头更硬的那一方打赢了，输的那一方少不得要赔礼道歉，日后要么见到对方绕道而行，要么心甘情愿依附跟随成了跟班走卒。”
“和平，终究是取决于谁的拳头硬，而非谁能说会道，君子动口不动手，总得对方也是君子吧。”
苏轼、李格非若有所思，高俅却是拍案而起：“说的好……民间有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要想不被人欺负，就得有欺负人的实力。”
李格非瞥高俅一眼，微微皱眉，说道：“可战争不仅耗费巨大，且戕害军士百姓，真正是劳民伤财，总不如用钱财换取和平吧。”
高俅沉声说道：“三郎刚才说过，如此换来的和平只会让我军民麻痹安逸，继而养成惰性，长此以往，将无可战之心，兵无可战之力，国朝之安危难道寄希望异族之仁慈？发展军力，时刻备战，方是振我大宋雄风之国策。”
李格非欲言又止，终是不再反驳。他自非投降派，反而身具文人风骨。只是，打战抑或岁币，在他看来，终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这，也是他极力反对变法之故。王安石施新政求富国强兵之路，说到底是将国家往兵祸战乱这条不归路上推啊。
同时，这也是他对高球生不起好感之故。这高文恭倒是有才干的，算是先生的得力助手，但性格太让人捉摸不透，既圆滑世故，又桀骜不驯，骨子里是个争强好胜之人，长留左右乃是大隐患。
王棣的心思却有些复杂，高俅此人在原本的历史评价亦非盖棺定论的，世人知其阴恶只因一部名着，但有史学家指出，高俅其人虽善权谋经营，但非大奸大恶之辈。其曾入伍参与西夏之战；后掌禁军亦是极力改变懒散之风；对他原来的主人苏轼一家也颇为照顾，一些野史上记载他“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因此他的这些作为也获得朝中一些人的好评。总体而言尚属重情重义。
而据《丹徒县志摭余》记载，高俅墓在高家边。高家边靠近丹徒的高资，是句容境内的一村庄。村民三分之一姓高，解放前还有高家祠堂，供奉着高俅的塑像，高氏家谱记载，北宋末靖康之难后，高氏子弟逃到江南定居延续至今，已有几十代。高俅在这里被高姓人尊为老祖宗，而且认为是大忠臣。
大抵可以这么认为，高俅不仅是宠臣，也是能臣，小说的贬毁是应该纠正的，为后代留下可信史实。高俅生于乱世，从一介平民飞黄腾达，善始善终，后代繁荣，这也是很大的福气。
于王棣而言，不可尽信书。高俅，是新党领袖，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仅此一点便算是“自己人”。
且看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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