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堡的死亡交易会，5月4日黄昏，夕阳的余晖洒在德里红堡的莫卧儿宫殿上，给这座古老的建筑蒙上了一层神秘而又危险的面纱。克莱夫在这里举办了一场“抗病毒香料拍卖会”，试图利用人们对病毒的恐惧来谋取暴利。
在沙贾汗宝座前，克莱夫得意地展示着混入藏红花的金色粉末，声称这是可以对抗病毒的神奇香料。竞拍者们纷纷围上前去验货，然而他们发现，粉末折射的光谱与1857年起义军火药配方中的硝石成分相同，这一发现让大家对这种香料的真正用途产生了怀疑。
这时，一群锡克教武士突然闯入，他们劫持了拍卖师，要求克莱夫公开1947年分治时英国销毁的药品试验档案。克莱夫见状，命令狙击手开枪。狙击手使用的李 - 恩菲尔德步枪，与1945年印度国民军使用的同型号。子弹射穿了琉璃穹顶，坠落的彩玻璃割断了一些感染者的跟腱，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在混战中，达利特清洁工趁机将拍卖会的账簿塞入1739年波斯入侵者凿刻的墙缝。账目显示，克莱夫通过瑞士银行向种姓暴力组织转账，这一证据揭示了克莱夫不仅在病毒事件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还在背后支持种姓压迫，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
藏红花粉末中检测出的病毒抑制成分，与莫卧儿宫廷医典记载的“黑死病解药”配方高度相似，但英国殖民者却抹去了原产地标注，这再次证明了殖民统治对当地文化和知识的掠夺。而李 - 恩菲尔德步枪的枪管编号，与1946年海军起义中被击沉的英国军舰库存清单完全对应，将这场危机与历史上的反抗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亚穆纳河的末日方舟，5月5日深夜，德里亚穆纳河上的漂浮贫民窟被黑暗笼罩。突然，一阵骚乱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感染者们冲破了废旧轮胎捆扎的浮筏，落水的人们慌乱地抓住一切可以救命的东西。其中一些人抓住了1857年被英军沉河的起义大炮的炮管。
克莱夫的巡逻艇通过声呐探测到了炮管的位置，他们发射了深水炸弹，试图摧毁这些“障碍”。然而，炸弹却震碎了河床下的1960年代农药废料罐，有毒物质泄漏出来，让河水变得更加危险。
贫民医生阿莎心急如焚，她看到河底有一些链霉素残留物，这是1970年代国有药厂生产的。她灵机一动，用自行车内胎制成虹吸管，抽取河底淤泥中的链霉素残留物，然后混合牛尿制成了临时抑制剂，给感染者们带来了一丝生机。
就在这时，一名垂死的感染者抓住了克莱夫快艇的锚链，凭借着最后的力气将其拖向1911年英王乔治五世加冕典礼沉没的礼炮台遗址。生锈的炮弹在螺旋桨的搅动下发生了殉爆，巨大的爆炸声在夜空中回荡，整个河面都被照亮。
经过调查发现，链霉素药瓶的标签被篡改，原始生产日期从“1972年”改为“2023年”，批号与克莱夫子公司的代码吻合，这表明克莱夫家族在这场病毒危机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礼炮台的残骸中，发现了一枚铜质勋章，上面刻着1945年印度国民军审判期间被秘密处决的士兵姓名，这又为这场危机增添了一段悲壮的历史背景。
坎普尔磨坊的最终审判，5月6日正午，阳光炽热地照耀着坎普尔1857年大屠杀纪念馆。克莱夫在这里召开“病毒溯源发布会”，试图洗白自己的罪行。然而，当他站在讲台上准备发言时，讲台突然坍塌，露出了下面1857年英军屠杀印度妇女儿童的血井遗址。井壁渗出蓝黑色的液体，与恒河尸液样本的DNA序列完全一致，仿佛是历史的冤魂在这一刻发出了愤怒的控诉。
阿莎带领着幸存者们，用牛车运送1960年代废弃的纺织机零件，在广场上搭建起路障，试图阻止克莱夫及其手下的暴行。生锈的齿轮卡住了克莱夫装甲车的履带，其祖父在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中签发镇压令的复本从车内散落出来，让人们再次看到了克莱夫家族的罪恶历史。
混战中，拉朱看准时机，用力将克莱夫推进了血井。井底传出的惨叫与1857年英国军官日记记载的“叛军哀嚎”录音惊人相似，仿佛历史在这一刻发生了轮回，克莱夫为他家族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血井淤泥中挖出了1950年代印度首任卫生部长的手稿，上面揭露了克莱夫家族持续收购殖民时代病毒样本的恶行。而纺织机零件上刻着1974年铁路工人大罢工时的暗号，如今被重新用于传递病毒避难所的坐标，成为了人们在这场灾难中求生的希望之光。
菩提迦耶的永恒封印，5月6日午夜，比哈尔邦的菩提迦耶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僧侣们怀着庄重的心情，将病毒样本封入阿育王时期的石匣，然后埋入佛陀悟道的菩提树下。树根缠绕着1917年英国考古队偷运佛像未遂的铅制货箱，仿佛是大自然对殖民掠夺的一种无声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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