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十一点十七分，于佳佳收到快递。
无面单，无电话，包裹轻得像一片落叶。
拆开后，是一盘老式磁带，标签上写着：“1986.04.12 夜校朗诵会”。
她盯着它看了很久。
这种双卡录音机早淘汰了，播出来也可能毁掉原始介质。
但她忽然不想藏起来。
她抱着磁带去了麦窝社区最底下的排练厅——那里有一台秦峰从废品站淘来的熊猫牌录音机，漆面剥落，旋钮松动。
她插电，倒带，按下播放。
电流嘶鸣如风穿林。
先是杂音，然后是年轻男女交替朗读《致橡树》的声音，带着羞涩和理想主义的颤抖。
背景里，锅铲翻炒，婴儿啼哭，窗外有人推着自行车吆喝修车。
录音到最后，一个女孩笑着说了句：“将来要是拆了，就让风替我们接着念。”
全场静默。
姚小波坐在角落，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片刻，将直播弹幕投到对面那面斑驳墙上。
灰尘簌簌落下，光影浮动。
一条新消息缓缓浮现：
“我在接话。”
赵小满回到苏式老楼时，天还没亮透。
晨雾裹着墙根的湿气往上爬，他蹲在门槛前，手指摸过青砖缝隙——那把锈钥匙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巴掌大的石板，嵌在门框底下，像被人特意压进去的。
三个字刻得浅却清晰：“信已取，勿念。”
他盯着那行字，喉咙动了动，没出声。
父亲十年前失踪那天，也是这样一句话留在饭桌上，纸条折成小方块，压在酱油瓶下。
那时他十六岁，还不懂什么叫“断”，只觉得日子突然没了回音。
如今这石板像是从旧梦里长出来的，冷不丁戳进现实。
他深吸一口气，掏出那串从不离身的备用钥匙，插进信箱锁孔。
咔哒一声，铁皮门弹开。
空的。
连张废纸都没有。
他正要合上，指尖忽然触到夹层边缘——一张泛黄的水电缴费单卡在背面夹缝里。
1998年4月，户主姓名栏写着“赵建国”，金额是二十三块七毛六。
背面有铅笔写的字，笔迹颤抖却坚决：
“满子，楼要倒了，但话不能断。”
赵小满靠着墙慢慢滑坐在地，把那张纸贴在胸口，像护着最后一口气。
他知道父亲不是怕死，是怕没人听见。
他翻出手机，拨通周师傅电话时手还在抖：“我想学测绘……学怎么把话说清楚。”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传来一句：“明早六点，城西工人俱乐部，带锤子。”
三天里，师徒俩没说多余的话。
白天蹲在现场，用橡胶锤轻叩墙面，听回声辨空鼓。
周师傅教得极细：哪类砖响闷，哪类水泥吸音强；裂缝走向如何影响声波折射；甚至不同年代的砂浆配比，都会让敲击声带上独特的尾音。
赵小满记不住术语，就靠耳朵和手感一遍遍试。
他发现有些墙听着实，其实背后是空的；有些看着破，结构却硬得像骨头。
第四天天刚亮，他在一处转角停下。
那里墙面平整，漆也没剥，可锤子落下的瞬间，声音像被什么吞了一截。
“这儿不对。”他说。
周师傅走过来，换上专业听诊器贴墙听了几秒，点点头。
下午施工队拆开墙体，露出一个不到两米高的夹层——灰泥墙上密密麻麻写满粉笔字：
“绝不退工！”
“工资一日不结，我们夜夜开会！”
“孩子饿哭了，也不能低头！”
字迹潦草，有的已被潮气泡烂，但仍能看出当年一笔一划的狠劲。
周师傅拍了拍赵小满肩膀，声音低沉：“手感出来了。从今天起，你不是技工，是‘听墙人’。”
当晚，奶奶把于佳佳叫去了老宅。
屋里没开灯，茶几上的煤油灯晃着影子。
老人不提政策，不说法律，只讲了个故事：
“1952年建第一批工人新村，设计师画好图纸，每栋楼都编了号。整齐，利落。可开工前来了个老劳模，姓陈，瘸一条腿，是从矿井里爬出来的。他蹲在地上说：‘编号谁记得住？以后家家种棵树，认树不认号。’领导说不行，管理麻烦。老头儿就坐在指挥部门口不走，怀里抱着棵小梧桐，说‘规矩是活人定的，可人心认的是温度’。”
她顿了顿，从柜底抽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皮印着“市政工程档案室（内部）”，边角磨损严重。
“后来他们让步了。南区八栋楼，每户门前种一棵。十年后拆迁，有人哭着锯树，木屑飞得满街都是。”
她把本子递给于佳佳：“里面有张图，没人公开过。你看完就知道，有些墙不该倒，不是因为结实，是因为它听过太多话。”
于佳佳接过本子，手指触到内页夹着的一张薄纸——展开一角，是手绘的城南片区规划初稿，红线勾出的区域中，赫然标注着十几个“非拆除单位”，其中包括苏式老楼、工人俱乐部、还有那个正在上传声音的老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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