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铃响，孩子们没动。他们围上去，七嘴八舌：
“白老师，您爸是不是英雄？”
“他修过多少根管子？”
“他怕不怕水？”
白烨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修过稿、评过书、批过无数篇“空洞”“失真”的论文。
此刻却微微发烫。
他从口袋掏出那张照片。
纸边卷曲，背面那行“线通即安”被他指尖反复摩挲，墨迹已有些模糊。
他把它摊在掌心，让阳光照进来。
“他是普通人。”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在安静里，“只是那天，手松开了，闸就断了。”
没人再问。
放学后，电视台记者堵在少年宫门口。
镜头推近，白烨没看取景器，只把一块锈蚀严重的黄铜片递给摄像师——边缘参差，断口处还凝着一圈极淡的褐色，像陈年血痂。
“我爸咬开它的时候，牙龈出血了。”他说，“没喊疼。因为听见水声停了。”
当晚十点，德云社后台。
郭德钢听完于佳佳转述，正用一块麂皮擦快板。
竹板油亮，映出他半张脸，眼角纹路深，却不塌。
他擦完，把板往案上一磕，脆响如钉。
“明儿起，开‘少年记忆班’。”他说，“不教包袱，不练贯口。教孩子怎么听——听门轴吱呀，听搪瓷缸回音，听老楼半夜暖气管‘咕噜’那一声，是哪年铺的管，谁焊的缝。”
于佳佳问：“请谁教？”
郭德钢抬眼：“东四十二条的老周。”
老周第二天上午九点准时到了。
驼背，耳背，左手三个指头僵直，但右手食指和中指灵巧得惊人。
他摸着卢中强托人翻模铸的电话局交换机模型，指尖顺着铜簧片滑过去，忽然停住。
然后，他无意识地、极轻地，用指甲在簧片上敲了四下：
“嗒——嗒嗒——嗒——嗒。”
短、长、短、短。
茵茵正在旁边调试录音笔。
她听见了，手指一顿，立刻调出手机里刚收到的一段音频——来自电话局废弃节点的新传编码，十六个汉字之后，紧跟着一串脉冲信号。
她点开频谱图，放大，比对。
完全一致。
老周没察觉。
他只是眯着眼，望着窗外飘过的云，嘴唇微动，像在默念一句早已刻进骨头里的口令。
而那台被遗忘三十年的军用回路，始终没断。
它只是把心跳，调成了静音。
苏文丽站在市博物馆地下一层展厅中央，没开灯。
只有安全出口指示牌幽幽泛着绿光，映在她脚边那本摊开的《北平市电话交换手册》封面上。
书页泛黄脆硬，油墨字迹被岁月压得微微凹陷，像一道道未愈合的旧伤。
她左手抚过封面右下角一行铅笔小字：“李振国 1953.4.12 领用”，指尖停住，微微发颤。
她没哭。
三十年来，她把眼泪熬成了档案室抽屉里一叠叠编号整齐的胶片盒、三十七份未公开的通信事故报告、还有今天亲手交到馆长手里的这本原件。
她只说了一句话：“展柜要加温控，湿度不能超55%。玻璃得是低反射夹胶，孩子贴脸看时，别反光。”
条件不多，但每一条都卡在活口上——尤其是“活态演示区”：必须由东四十二条的老周坐镇，带十二个孩子，用复原的1958年步进制交换机模型，完成一次真实拨号接续；操作台不许装麦克风，所有声音必须靠铜簧震、木箱共鸣、人耳辨频来传递。
没人知道她为何坚持这一条。
连馆长都以为她是怕展览变“标本展”。
只有她自己清楚：老李牺牲前最后一通电话，是从西直门泵站打回局里的，内容不是求援，是报修——“七号中继线第十一段，铜皮剥落，雨浸三天，绝缘值归零”。
他没等指令，自己爬上了漏电的线杆。
那根线，后来被焊进了教学楼地基。
此刻她俯身，指尖沿着展柜里一段裸露的铸铁通信管缓缓上移。
管壁冰凉，却有极细微的脉动，像被什么隔着土层轻轻推了一下。
她顿了顿，将耳朵贴过去。
没有声音。
可她忽然笑了，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她嘴唇翕动，声如游丝：“老李，你交代的事，我算办成了。”
话音落，头顶日光灯光忽地一闪。
不是故障。
是整栋楼的照明系统同步明灭了一次——间隔0.8秒，精准如心跳。
她直起身，没再看手册，也没碰展品。
转身时，右手无意识地摸向左胸口袋——那里常年放着一枚生锈的拨号盘齿片，边缘磨得圆钝，像一枚褪色的勋章。
与此同时，少年宫阶梯教室外，广播喇叭正播放放学通知。
可当最后一个字消散，背景里竟悄然浮起一段节奏：嘀——嘀嘀——嘀——嘀。
清晰、稳定、带着金属冷感。
不是录音。是实时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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