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去打印新证件，也没填电子报名表。
回到工位，抽出一张A4纸，用签字笔写：
“本人周明远之子，现任西直门街道民政科科长，申请以东三井片区居民代表身份列席听证会。所持工作证背面茶渍为声纹共振激活凭证，倒影显影记录存于旧锅炉房井口，附照片一张。”
字迹工整，没涂改。
末尾没签名，只按了个拇指印——不是红印泥，是他自己刚泡的茉莉花茶，指尖蘸了茶汤，重重一按，留下一枚微黄、略带涩味的指痕。
他夹着这张纸，连同手机里那张井口倒影照片——水面泛光，“共治”二字浮在朱砂红影中央，清晰得像刀刻——一起塞进了局长办公室门口那只灰铁信箱。
信箱锈了，锁舌卡住，他用力一推，纸角刮出细响，像竹板擦过砖缝。
于乾是在第三天早上发现异常的。
他每天六点四十分准时到街道办后门送茶，顺路帮档案室老张头搬一摞旧账本。
那天他看见周科长坐在靠窗的旧木桌边，面前摊着两本册子：一本是1953年《东三井纺织厂值班日志》，另一本是2023年《西直门街道听证会报名登记表（初稿）》。
他正用铅笔，一笔一划比对签名——不是看名字，是看起笔角度、顿笔力度、收锋弧度。
于乾没上前，只默默放下保温桶，退到走廊拐角。
等周科长起身去接水，他快步闪进档案室，在他刚合上的那本1953年日志里，悄悄夹进一张巴掌大的纸条。
纸是快板队排练时撕下来的，边角毛糙。
正面印着七组节奏符号：短、长、短、顿、扬、沉、收。
背面用蓝墨水印着一行小字，字迹细而锐利：
“第三铆松动，速震。”
于乾知道，周科长认得这个——那是当年东三井管网检修的暗语，铆钉编号对应井口位置，松动即预警，震频即响应。
他没留名，也没多看一眼，转身就走，只把保温桶盖子拧紧，发出“咔”的一声轻响。
李春梅听说听证会不认快板队，当天下午就叫齐了五个老姐妹。
没人说话，只在启明茶社后院摆开五张小凳，膝上横着五把算盘。
紫檀珠子一颗颗摘下来，用铜丝穿，再一颗颗刻名字——张守业、李振国、王素芬、刘桂兰、周明远。
刻的是1953年值班日志上的真名，刻得慢，手稳，刻完拿井水洗，晾在粗陶碗沿上。
赵会计来送报销单时正撞见这一幕，站在院门口看了半晌，忽然笑出声：“这玩意儿，连发票都开不了。”
李春梅抬头，没停手，只说：“你当年报‘茶三斤’，也没开票。”
赵会计一愣，没接话，转身回财务室。
十分钟后，他抱着一本《街道资产备查簿》回来，翻到“非货币化文化资产”页，用钢笔写下：“算盘珠串一副（五颗），刻有东三井片区1953年应急值班员姓名，暂列历史纪念物，编号DT-2003-001。”
字写得极小，但每一笔都压进纸里。
姚小波当晚直播时，镜头扫过茶社后院窗台——那串珠子正静静躺在青砖上，五颗，五种深浅不一的褐色，像五粒没晒干的陈年茶籽。
他没解说，只把画面定格三秒，然后关了直播。
周科长不知道这些。
他只知道，听证会前一天傍晚，他打开局长信箱想取回那张手写申请——纸没了。
只有一张便签，压在信箱底部，字迹清晰：
“已收。请持原件，准时到场。”
没署名。
他摸了摸左胸口袋，工作证还在。
茶渍干了，但指腹摩挲过去，那枚“哆”音符号的折角，仍微微发涩。
窗外，槐叶落尽，枝杈空荡，却格外挺直。
听证会当天，西直门街道文化中心礼堂门口排起长队。
金属探测门旁站着两名穿制服的保安，手持电子核验仪，屏幕蓝光映在脸上。
周科长站在第三位，手按公文包带，指腹无意识摩挲左胸口袋——工作证边角微翘，茶渍干硬如薄痂。
他没掏证件，只从包里抽出那张茉莉花茶按印的手写申请，纸面平整，指痕泛黄，涩味已散，只剩一点微苦的余韵。
“姓名、单位、登记编号？”保安头也没抬，扫码枪对准他递来的纸，嘀一声——无响应。
“系统没录入。”另一名保安伸手，“请出示身份证+组织备案证明。”
周科长刚开口，身后忽然响起一声清亮的喊：“请看共养链认证！”
是姚小波。
他举着手机，镜头怼近周科长胸前——屏幕实时投射到礼堂外侧电子屏上：一张高清图，茶渍证件背面，“哆”音符号边缘泛着微光；右下角浮出一行灰底白字：【历史协议·东三井共治备忘录（2003.11.7）｜链上存证编号：DT-001｜背书方：西城区旧城更新协调组（临时）】。
保安愣住。扫码枪还悬在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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