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议事厅内的争吵达到高潮时，威斯敏斯特宫外，成千上万的伦敦市民聚集在国会广场上。
他们是从伦敦各区赶来的，有东区的码头工人，有西区的商人，有南区的退伍军人，有北区的工厂女工。
他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保卫帝国”“教训华国”“严惩叛徒”等口号，他们高唱着《天佑吾王》，声音在泰晤士河上回荡。
一个中年妇女站在广场中央，怀里抱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年轻军人的照片她的儿子，死于这一次沪海租界冲突中。
她的眼睛红肿，嘴唇干裂，但她的目光坚定而绝望。
“我的儿子为帝国而死，”她对身边的记者说。
“而现在，帝国把一切都抛弃了。他们抛弃了租界，抛弃了远东，接下来是不是要抛弃英国？”
记者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只能默默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句话。
而另一边的左翼人士，则高喊着结束战争，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与欧洲无关，大英帝国不应该再卷入一场更加无法预测的战争！
这就是1945年的英国，战争还没有结束，但帝国已经在内部分裂。
唐宁街10号，战时内阁会议室。
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独自坐在长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份又一份文件。
下议院的质询记录、军方的评估报告、外交部的电报、美国白宫的信函、印度总督的急件。
艾德礼今年六十二岁，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
他没有丘吉尔的雄辩才能，没有丘吉尔的个人魅力，甚至没有丘吉尔的烟斗和雪茄。
但他有一个丘吉尔没有的品质，现实主义，他知道大英帝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半年前，当丘吉尔因“健康”原因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时，国王乔治六世选择了艾德礼来接替他。
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选择，艾德礼是工党领袖，他的意识形态与丘吉尔的保守党截然不同，但在战争时期，国家团结比党派分歧更重要。
艾德礼接手的是一副烂摊子：国库空虚，债台高筑，军队疲惫，民众厌倦，殖民地在蠢蠢欲动，盟友在自顾不暇，而现在，华联又给了他一记重拳。
他拿起那份华联与国民政府的联合声明，再次读了一遍。
声明是用中英文双语写成的，英文翻译流畅而精准，甚至带着一种傲慢的优雅，仿佛是在告诉英国人。
我们不仅会用你们的语言，我们还会用你们的方式击败你们。
他看了看手表，下午四点，再过几个小时，下议院的质询将结束，布莱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将提出不信任动议。
如果他输了，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之一。
如果他赢了，他大概率会赢，因为工党在下议院占多数，但赢得的只是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问题无法解决。至少现在无法解决。
艾德礼拿起一支笔，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了一行字：
“4月4日，下议院质询、远东、华联。出路何在？”
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划掉了“出路何在”，改成了“如何生存”。
这就是1945年4月4日，大英帝国首相的真实想法，不是“如何胜利”，不是“如何反击”，而是“如何生存”。
下议院的质询在下午六点结束。
议长宣布休会，不信任动议将在下周二进行辩论和表决，这意味着艾德礼政府还有五天的喘息时间。
拉尔逊走出威斯敏斯特宫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四月的伦敦天黑得比冬天晚，但浓重的云层遮住了夕阳，让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种灰蓝色的暮光之中。
国会广场上的人群已经散去，只剩下几个清洁工在清扫地上的标语碎片和烟头。
远处，圣詹姆斯公园的树木在暮色中呈现出黑色的剪影。
一辆黑色沃尔斯利轿车在宫门口等候。司机为拉尔逊打开车门，他弯腰坐进后座，重重地靠在真皮座椅上，长出了一口气。
“去海军部，先生？”司机问。
“不，”拉尔逊说，“回家。”
他报了一个地址，肯辛顿的一栋联排别墅，距离海军部大约二十分钟车程。
车子缓缓驶出白厅，沿着林荫道向西开去。透过车窗，拉尔逊看到了伦敦夜色中的景象。
建筑物外墙上的沙袋堆垒已经被拆除——随着V-1飞弹威胁的减少，伦敦人开始试图恢复正常的生活。
空袭后留下的废墟依然没有清理完毕，但废墟旁边已经建起了简易的棚屋；街角的酒吧里传出模糊的笑声和钢琴声，伦敦人学会了在困境中生活。
但拉尔逊知道，真正的困境还没有到来。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今天下议院的一幕幕。
布莱尔的咆哮，议员们的敲击声，布鲁克的低语，莫里森的铁青脸色，还有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话。
关于华联的真实实力，关于帝国在远东的彻底失败，关于大英帝国已经不再是那个“日不落帝国”的残酷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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