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我还有几个老伙计......”他的声音依旧微弱，却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郑重，“都是当年在队伍里，一起钻过战壕、打过鬼子的生死弟兄......后来，抗战胜利了，队伍解散，每人领了点微薄的安家费，就各回各家，断了好些年的联系......直到前两年，才托人打听着消息，如今，日子过得......都不太如意啊......”
“生死弟兄”四个字出口时，钱叔的喉结动了动，干枯的眼角渗出一滴浑浊的泪。他抬起枯瘦的手，像是想抓住什么遥远的记忆，手指在空中微微颤抖：
“那年在台儿庄，我中了枪，是赵老倔背着我跑了三里地，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他连眼都没眨；孙石头在炸桥的时候，为了掩护我们，腿被埋在土里，硬生生自己刨出来，拖着伤腿还在修工事；李算盘......要不是他连夜算清了粮草账，我们全连都得饿死在山里......”
这些尘封的往事，他从未对人说起过，此刻在临终的榻前，却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回忆录，每一个字都浸着鲜血与情谊。
徐慧真悄悄抹了把泪，她终于明白，钱叔平日里那份看透世事的淡然，是在战火里淬炼出来的。秦淮如也红了眼眶，她见过医院里太多生离死别，却从未见过这样带着硝烟味的情谊，厚重得让人心头发颤。李天佑握着钱叔的手更紧了，他知道，接下来钱叔要说的，才是真正的托付。
钱叔歇了口气，开始详细说起三个人的情况，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就在昨天才见过面：“第一个叫赵老倔，河北沧州人，当年是我们连的机枪手，一米八的大个子，悍勇无比，打起仗来抱着机枪往前冲，鬼子都怕他三分。”
提到“赵老倔”三个字，钱叔的嘴角牵起一抹笑意，“他人如其名，性子比石头还直，认死理，当年因为跟营长争战术，差点被军法处置，还是我们几个弟兄求情才保下来。”
“如今他在老家种地，本来凭着一身力气，日子该过得去，可就是那股倔脾气，得罪了生产队长。”钱叔的语气沉了下去，满是惋惜，
“队长让他虚报粮食产量，他死活不肯，说‘庄稼人不能说瞎话’，结果被穿了小鞋，分到的都是村后头最贫瘠的坡地，石头多，土又薄，种啥都长不好。家里五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常常吃不饱饭，听说前些日子，还去山里挖野菜充饥。”
他话锋一转，又多了几分笃定：“但你别小看他，他有一手伺候庄稼的老经验，当年在队伍里，我们在荒山里扎营，就是他带着我们开荒种土豆，硬是让全连人吃饱了。尤其擅长在贫瘠土地上找收成，什么作物耐干旱、什么肥料能改良土壤，他门儿清得很。”
“第二个叫孙石头，山东枣庄人，当年是工兵连的，心灵手巧得很。”钱叔的声音里带着赞叹，“搭桥修路、摆弄器械，就没有他不会的。当年我们过黄河，浮桥被鬼子炸了，他连夜带着几个弟兄，用木头和铁丝搭了座临时浮桥，让大部队顺利过了河，立了三等功。”
“如今他在城里的红星集体工厂看仓库，说是看仓库，其实就是打杂的，收入微薄得很。”钱叔的呼吸急促了些，徐慧真连忙给他顺了顺气，他喝了口温水，继续说道，“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是当年为了躲鬼子轰炸，落下的病根，常年要吃药，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光了，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他那手本事没丢，不管是坏了的收音机，还是漏了的锅，经他一摆弄，准能修好。前两年我托人带了个坏了的钟表给他，他修好了还托人送回来，走时还附了张字条，说‘老哥哥的东西，不能要钱’。”
“第三个叫李算盘，原名李福贵，天津人，当年是我们连的文书，识文断字，心眼活络，尤其打得一手好算盘，加减乘除，噼噼啪啪几下就出结果，比现在的计算器还准。”钱叔的眼神里满是欣赏，
“当年部队里的粮草账、士兵名册，全是他一手打理，从来没出过差错。解放后，本来有机会进政府部门当会计，可因为他早年在旧军队里当过文书，被划成了‘旧人员’，一直被排挤，没当成。”
“现在他在街道的纸盒厂糊纸盒，按件计酬，收入很不稳定。”钱叔的语气里带着愤愤不平，“他脑子那么活，要是有机会，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可就因为那点破事，被耽误了一辈子。家里还有一个傻儿子，今年十五了，智力还像个三岁孩子，全靠他一个人拉扯，日子过得苦啊......”
“这些人......都是实在人，有真本事，就是时运不济，落了难。”钱叔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天佑，你以后......要是能力到了，路子宽了......就替我，稍微照拂他们一下......能拉一把是一把，别让他们......在这世上活得太艰难了......”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李天佑，里面满是恳求，像是把三个老伙计的性命，都交到了李天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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