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装作随意地在校园里又转了转,向两个正在扫雪的后勤工人递了根烟,闲聊起来。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很快他就把话题引到了外国专家身上。
“那些苏联专家啊,人都不错,就是伙食要求高。”一个老工人抽着烟说,“那个最年轻的女专家,叫柳......柳啥来着,倒是挺随和,人长得还漂亮,有时候还跟我们用中文打招呼呢。”
“她跟咱们学校的学生接触多吗?”李天佑问。
“学生?那就不清楚了。不过好像只要有学生去请教问题,她都是乐意解答。哦对了,”另一个工人想起什么,“前阵子听说,有个北京来的高干子弟,叫什么河的,俄语好,经常被系里派去给专家们当临时翻译,可能接触多些?”
“宋清河?”
“对对,好像是这名儿。那可是个好苗子,又谦虚又有本事,听说还是首都大领导家的公子......”
工人们的说辞和之前学生的印象一致。宋清河和苏联专家有工作接触,合情合理。但李天佑特意问了柳德米拉和宋清河是否熟络,两个工人都摇头表示不清楚,只说“可能因为翻译工作认识吧”。
一切都看似正常,符合逻辑。但李天佑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那种口音的既视感,那个细微的手势,还有柳德米拉过于“完美”的背景解释,外交官女儿,国际经历,技术精英,勤奋好学......这履历漂亮得有点刻意。
他在校园里待到晚上,天色渐暗,路灯次第亮起。他看到柳德米拉独自一人从图书馆走出来,手里抱着几本书,朝着专家公寓的方向走去。她走得不快,似乎在思考什么,红色的围巾在苍茫暮色中格外醒目。
李天佑知道这很冒险,但他还是决定试一试。他加快脚步,从另一条小路斜插过去,正好在通往公寓楼的小径拐角“偶遇”了柳德米拉。
“伊万诺娃同志?”李天佑用中文打招呼,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属于一个普通访客的礼貌笑容。
柳德米拉停下脚步,看向李天佑,浅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被礼貌的询问取代:“你好,同志。我们见过吗?”
“下午在专家楼附近,看到您和同事们在讨论。”李天佑解释道,“我是北京来的,在钢铁厂工作,对精密机械很感兴趣,听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冒昧想请教一两个问题。”他故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有点土气又热切,像个好学的工人技术员。
柳德米拉放松了些,中文略显生硬但清晰:“请教不敢当。有什么问题吗?”她的站姿很自然,抱着书的手指纤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
李天佑问了一个关于齿轮传动中热处理变形控制的技术问题,这问题不算太深,但也不是外行能随口问出的。柳德米拉回答得很专业,用词准确,虽然中文表达偶尔需要停顿寻找词汇,但思路清晰。
交谈中,李天佑仔细观察着她的细微反应。她的表情专注,眼神坦诚,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热心解答技术问题的年轻专家。
时机差不多了。
李天佑在柳德米拉解释完一个要点后,突然用英语说了一句:“So, the key is precise temperature control during the quenching process, right?(所以,关键是在淬火过程中的精确温控,对吗?)”
他的英语带着明显的中国口音,但语法正确。
柳德米拉几乎是本能地、毫无停顿地用流利的美式英语回应:“Exactly. And the subsequent tempering time is actually more critical than most people think.(没错。而且随后的回火时间其实比大多数人想的更关键。)”
话一出口,她自己也愣了一下。
虽然只有极其短暂的、不到半秒的凝滞,但李天佑捕捉到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愕和警惕。
她立刻切换回略带口音的中文,笑容依旧,但眼底的温度降了些:“同志,你的英语不错。不过我们还是用中文交流吧,我的英语......也忘得差不多了。”
“哦,不好意思。”李天佑赶忙用中文说,“我以前跟厂里的老师傅学过几个单词,瞎说的。您说得对,用中文好,用中文好。”
但刚才那一瞬间的反应,已经足够了。那流畅、自然、带着典型美国中西部口腔习惯的英语回应,绝不可能是“忘得差不多”,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语言本能。
一个幼年在柏林、伦敦生活过,十二岁回莫斯科的苏联外交官女儿,可能会说流利英语没有问题,但几乎不可能拥有如此地道、毫无欧洲口音痕迹的美式英语发音和用语习惯。
还有她下意识回应时,眉毛那细微的挑动,也是美国人表示肯定时常见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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