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初夏，空气里已经浮动着炙热的潮气。天河CBD的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阳光，车流在高架桥上编织着永不停歇的都市交响。
然而，在这繁华图景的一隅——广州银行某分公司所在的楼层，却弥漫着一种与外界格格不入的沉寂。办公区几乎被搬空了，只剩下零星废弃的文件纸屑和孤零零的桌椅骨架。鼎盛时期的人声鼎沸，如今只剩下回忆的回音。
分公司总经理凌峰，站在自己那间视野极佳的办公室里，窗外是蓬勃生长的城市天际线。他四十出头的年纪，鬓角却已悄然染上几缕霜白。他没有去看窗外熟悉的风景，目光落在手中那份装帧精美的聘书上——这是总行对他新的任命，调往另一个重要部门，职位光鲜，前程似锦。
他的手指在那烫金的徽标上摩挲着，力道越来越大，指节泛出青白色。忽然，他猛地双手用力，刺耳的“嘶啦”声在空阔的房间里炸响，聘书被他从中撕开，毫不犹豫地撕成碎片，随手一扬，纸屑如雪片般飘落，盖住了光洁的地板。
他转过身，看向一直安静倚在门框上的妻子林悦。她穿着简约素雅的米白色连衣裙，臂弯里搭着他的西装外套，神情平静，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幕。她的目光，是那种经历过风雨沉淀后的温润与了然。
“这里，结束了。”凌峰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却又带着卸下重负后的释然，“悦悦，我们回去。不是回城里那个小家，是回增城，回村里去。”
他顿了顿，目光灼灼，像是燃着两簇火苗：“我要创办一家真正属于本地、扎根泥土的农商银行。但这一次，我们不单打独斗，”他深吸一口气，说出了那个在心底酝酿已久的构想，“我们要寻求与广州银行，与我们今天的‘结束’，达成长久的、战略性的合作。”
这话石破天惊。门外或许还有未完全撤离的员工，隐约传来倒吸冷气和压抑的议论声。放弃总行高管的坦荡仕途，回到乡村从头开始，已属惊世骇俗；还想与刚刚告别的“老东家”、这家城市金融的巨擘合作？在大多数人听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凌峰没有理会任何可能的质疑，他只是紧紧盯着林悦，眼神里有孤注一掷的决绝，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寻求认同的脆弱。
林悦没有说话，脸上没有丝毫惊愕或劝阻。她踩着高跟鞋，步伐沉稳地走过光洁的地面，来到凌峰面前。她从随身的手提包里取出一个深蓝色的存折，封皮已经有些磨损，边角起了毛边。她拉起凌峰那只刚刚撕碎了常人眼中“锦绣前程”的手，将存折稳稳地放入他宽厚的掌心，然后合上他的手指，让他紧紧握住。
“十年前，你辞去体制内的稳定工作，说带我来广州闯荡，要在这片热土打下我们的天地。那时你一无所有，只有一股闯劲，我信了。”她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坚定，像山涧溪流，涤荡着凌峰心头的躁动，“现在，你说要放下这里的一切回去，要去开创更艰难、但也可能更有价值的事业，还要和曾经的‘对手’携手，我，”她顿了顿，目光柔和而深邃，“我也信。”
那本存折，沉甸甸的，承载着他们夫妻十年都市打拼的全部积蓄，是他们在广州安身立命的基石，如今，被她毫无保留地交托给他的梦想。
接下来的日子，嘲讽与质疑如影随形。“凌峰是不是受刺激疯了？”“农商银行？和广州银行合作？他以为他是谁？”“林悦也是，这么多年攒下的家底，就这么由着他胡闹？”无论是昔日同事、业内朋友，还是不甚理解的亲戚，话语里都充满了看笑话的意味。
但凌峰和林悦，像是两棵根系紧密缠绕的树，在风雨中彼此支撑，岿然不动。凌峰身上那股曾在城市金融界崭露头角的锐气与精明，迅速转化为开拓乡村市场的坚韧与务实。他脱下名牌西装，换上最普通的夹克和耐磨的裤子，骑着二手摩托车，深入增城的田间地头、果园鱼塘。
他不再谈论高深的金融模型，而是学着用最朴实的乡音，和农户聊荔枝的收成、水产的养殖周期、农家乐的客源。他仔细记录着每一个微小经济个体的现金流特点、潜在风险和最迫切的需求。裤腿沾满泥点，皮肤被晒得黝黑，但他眼神里的光却越来越亮。
而林悦，则成了他最稳固的后方和最缜密的“参谋长”。她利用自己曾在金融机构负责风控与合规的专业优势，以及女性特有的细腻与耐心，开始系统地梳理凌峰带回来的第一手资料。她在那个临时租用的、简陋的办公室里，对着几台淘换来的二手电脑，夜以继日地构建着适合本地农村小微客户的风险评估体系、设计灵活便捷的信贷产品流程草案。她同时开始着手草拟一份极具说服力的、关于广州农商银行（筹）与广州银行未来合作模式的战略构想方案。
她知道，空有理想和热情无法打动像广州银行这样成熟的金融机构。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合作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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